大纲：
1. 关税的三大目标：政府增收、对内保护、对外扩张
2. 殖民地时期，关税就是“下金蛋的鸡”
3. 南北战争后：贸易政策转向保护国内产业
4. 大萧条时期，关税和经济决定了政权更迭
5. 二战后，自由贸易培养了“新对手”
6. 自由贸易黄金期，中国坐上最后一班车
7. 第三次转折，中美摩擦的“宿命”
大家好，我是董小姐。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读书课，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是《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二百年》。最近，关税问题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焦点。美国的贸易政策为何在当下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我们能否从其200年的发展历史中找到脉络？贸易政策一旦发生重大转向，是否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次逆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尝试从历史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作者道格拉斯·欧文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在国际贸易领域是权威专家。他曾担任美联储经济学家，并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因此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关税政策的三大目标：政府增收、对内保护、对外扩张
回顾美国历史，贸易政策一直是核心政策之一，往往是诸多冲突的源头。美国在独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主要向欧洲大国出口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本质上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地区。在美国200多年的建国历史中，真正发生贸易政策重大转向的其实只有两次。
第一次重大转向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即南北战争时期。当时，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增加政府收入转变为保护本国产业。第二次重大转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时，贸易政策经过反思，从限制进口、保护本国产业转变为推动互惠贸易、与全球做生意。
如果算上第三次，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轮变化之中。当前，美国举起关税大棒，与全球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割裂，这无疑是贸易政策的又一重大转向。政策发生重大转向，肯定是因为服务目标的变化。在过去几百年里，美国的贸易政策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为政府赚钱，即增加政府收入。第二类是通过加征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海外竞争。第三类是让本国产业走向全球，通过与全球签订互惠协定降低贸易壁垒，扩大本国出口。这三类目标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是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追求。当这些目标发生切换时，就意味着整体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
2. 殖民地时期，关税就是“下金蛋的鸡”
在第一次重大转向之前，美国的贸易政策目标是什么？执行的策略又是什么？当时的目标非常简单——为政府创造收入。
在美国独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农产品、烟草等初级原材料主要供应英国。按照英国的规定，殖民地的农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商人，并通过英国港口转运到欧洲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商人会分走一部分利润，比例大概在15%到35%之间。庞大的殖民地贸易中，英国商人从中分得一杯羹。如果一直这样执行下去，双方其实可以相安无事。毕竟，英国为北美地区提供了军事保护，收取的分成费用也可以看作是“保护费”。
后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1763年，欧洲两个大国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一场持续7年战争。这场耗资巨大的冲突，迫使英国不得不调整殖民地的贸易政策，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以补偿英国在战争中支付的军费。
随后，英国开征了印花税。这个税种大家听起来并不陌生，其征缴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所有公共文件和印刷资料。这一举措引发了美国商人的激烈抗议。纽约的商人开始抵制，声称如果英国继续征税，他们就停止进口英国商品以示报复。费城、波士顿等地的商人也纷纷效仿，采取了各种报复行为，甚至威胁不再偿还之前借英国的债务。
经过几轮拉扯，双方都有所退让，但英国的退让程度更大一些。然而，事情在1773年再次迎来转折。当时，美国部分地区遭遇经济危机，许多人将责任归咎于英国的贸易法案，认为英国在北美地区征收的高额税负导致了经济危机。矛盾不断升级，直到1773年秋天，发生了标志性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茶叶作为一种高毛利产品，由英国指定的东印度公司垄断销售。在波士顿港口，运抵的茶叶被工人连同箱子一起扔进了海里。
这一事件正式拉开了北美13个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序幕。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经过一年的战斗，美国单方面宣布独立。经过7年的战斗，英国最终承认美国独立。从独立之后一直到1865年左右，美国的贸易政策基本保持不变，因为其目标一致——收税以补充财政收入。
3、南北战争后：贸易政策转向保护国内产业
只不过独立前，这笔钱是交给英国政府的；独立后，钱则交给了联邦政府。贸易的本质并未改变——通过贸易赚钱、获得收入。
直到美国内战爆发，即著名的南北战争，贸易目标才发生了变化。南北战争的经济背景是，北方（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群体）与南方（种植园主为主的群体）之间的对立。北方希望提高关税，因为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和制造业相对薄弱。他们希望通过加征关税，防止欧洲“廉价”制造业产品涌入，从而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制造业。
而南方种植园主的想法则完全相反。当时美国的棉花和其他初级农产品在全球销量很大，他们已经占据了国际市场。如果加征关税，他们将失去海外市场。因此，南方种植园主主张消除关税，降低贸易门槛。
双方意见分歧巨大，最终南北战争爆发。19世纪的这场战争最终以北方胜利告终，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北方胜出。
这一胜利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政策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向：在此之前，贸易收税的目的主要是补充财政收入，无论是通过低税率扩大贸易额，还是通过高税率直接获取收入，方法多样。然而，内战结束后，北方制造业企业需要保护，加征关税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美国的运气也非常好。一方面，国内技术发展迅速弯道超车；另一方面，20世纪初欧洲爆发战争，欧洲国家忙于内乱，产业线和产出能力在战争中被摧毁，全球注意力转向美国。
美国抓住了发展制造业和工业的契机。十几年后，欧洲战争结束，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体系。此时，美国拥有庞大的全球贸易顺差，出口远大于进口，国际地位迅速提升。
此时，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保护产业，而是利用强大的工业体系获取更多利益。之前需要高关税保护的制造业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美国的贸易政策立场也随之改变。20世纪初，美国的关税逐渐降低，直到后来才再次发生变化。这再次证明，利益决定立场。
4、大萧条时期，关税和经济决定了政权更迭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开始逐渐恢复生产力。美国的战争财，短期繁荣也随之结束，进入了短期通货紧缩的困难时期。此时，共和党赢得了1920年的大选，开始主导美国政策的走向。
共和党当时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政策再次复苏。提高关税成为主要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缩问题，因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通缩压力得到一定缓解。
具体来看，1920年，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为16%。经过两年的争论和博弈，关税最终提高到了36%，几乎翻了一倍。这一举措在短期内确实对本国产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巧合的是，1922年，美国在经历短暂衰退后经济迅速复苏。尽管经济复苏并非关税政策的直接结果，而是美国自身产能调整的需要，但这一巧合使得大众误以为加征关税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促进了经济繁荣，从而开始广泛支持提高关税。
到了1922年，经过几年的发展，美国的关税水平逐渐攀升。此时，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霍利-斯穆特法案（Hawley-Smoot Tariff Act）被提出。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仍会将该法案所执行的高关税与特朗普推行的高关税相比较，认为当前的关税政策已经回到了1930年霍利-斯穆特法案时期那种令人担忧的状态。
霍利-斯穆特法案实施后，美国经济进入了大萧条。许多人又将经济衰退全部归咎于高关税政策，认为是单纯是关税引发了经济大衰退。但实际上，经济衰退的迹象早在1929年就已出现，当时美联储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货币政策，收紧银根，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收缩效应，导致资产价格直线下降，引发了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美国经济陷入一片黑暗。
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实际GDP下降了30%，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进口额和出口额均大幅下降，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美联储的操作相对稚嫩，同时美国实行的金本位金融体系也加剧了经济问题。金本位限制了货币扩张，在经济不景气时形成了一种收缩效应，进一步加重了经济困境。
贸易政策方面，美国在提高关税的同时，也遭遇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击。加拿大、墨西哥、法国、意大利等国纷纷提高本国进口关税，对美国商品进行限制。这种连锁反应不仅影响了贸易，还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非经济、非金融的后果。例如，加拿大政府选举中，反美情绪高涨，选出了亲英的保守党。古巴作为糖出口大国，因美国高关税政策导致糖产业受损，1933年政权更迭后，古巴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疏远。欧洲国家虽未像美国邻国那样直接对抗，但也通过外汇管制、进口配额、许可证制度等方式对美国商品进行限制。
20世纪30年代，全球贸易体系遭受重创，贸易额大幅下滑。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表明，当一个国家采取激进的关税政策时，往往无法拯救本国经济，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连锁反应。
1932年，美国在贸易上遭遇反击后，国内政治权力也发生更迭，民主党上台执政。民主党主张低关税，这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互惠贸易阶段。此时，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业发展迅速，已将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1934年，美国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与20多个国家签订协议，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的近2/3。美国的政策目标逐渐国际化，旨在帮助国内大型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扩张，获取更多利润。
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还有一项重要变化，即大幅提高了总统在关税事务上的权力。此前，关税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国会手中，但该法案将部分权力授予总统。这一变化延续至今，使得美国总统在关税问题上拥有较大自主权。这一法案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帮助美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能力激增，贸易门槛降低，美国获得巨额贸易顺差。1947年，该法案经过修订和完善，演变为关贸总协定（GATT）。
5. 二战后，自由贸易培养了“新对手”
关贸总协定在二战后奠定了全球贸易的基本规则。美国积极推动该协定的推广，一方面符合其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其必要性。当时，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已从欧洲转变为苏联，美国希望在非苏联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势力圈，包括经济和贸易上的绑定。因此，关贸总协定成为美国拉拢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市场的重要工具。然而，加入关贸总协定并非易事，涉及大量艰难的谈判。例如，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世贸组织（WTO）也经历了多年的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贸易问题涉及本国经济、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因此谈判过程复杂且困难。
尽管如此，美国在二战后的号召力和国际地位使其在关贸总协定的推行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果。每隔几年，关贸总协定就会取得重要进展。欧洲和日本在经历短期阵痛后，最终加入关贸总协定，长期来看对其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欧洲和日本迅速从战后废墟中恢复，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和产业体系。到了1960年代，美国曾通过关贸总协定帮助这些国家重建，但如今这些“小弟”却变成了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60年代之后，欧洲，尤其是西欧，以及日本的一些产业开始对美国相关行业构成挑战和威胁。
70年代之后，更多地区加入竞争，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也生产出许多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此时，美国面临一个重大考验：是否要继续执行原定的自由贸易政策。原定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美国非常有利，但到了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需要重新衡量。
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这段时间，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面临巨大挑战，内部质疑声不断。我个人认为，美国在这段时间仍能坚持自由贸易，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最大竞争对手苏联尚未倒下。因此，美国仍需在非苏联地区维护紧密合作关系。
这使得在1980年到1985年左右，美国没有在关税和贸易表面文章上做太多手脚，而是采取了其他手段来缓解本国经济压力。例如，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针对不同国家货币比值进行了人为调整。在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显著升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压力。然而，这种减轻并不明显，因为当时日本的主导产业发展迅猛，出现了许多日本大财阀。这些大财阀跑到全球，甚至跑到美国购买各种资产，包括美国的象征——帝国大厦，引发了美国人的恐慌。
尽管如此，80年代美国仍顶着压力执行自由贸易政策。幸运的是，自由贸易在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仍在执行。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在80年代孕育了新技术的萌芽，即互联网产业的兴起。这使得美国许多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向产业链上游发展，孵化了一批新产业，帮助改善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困境。1991年，美国进出口罕见地出现了顺差，即使在强大的日本和欧洲竞争之下。
6. 自由贸易黄金期，中国坐上最后一班车
9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既然自身经济状况良好，就业状况也不错，美国似乎没有必要在贸易上计较得失。当时美国是民主党执政，即克林顿时期，他本人支持自由贸易。在那段时间，美国先后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
90年代末，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8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改革开放后重建了自己的产业体系。9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享受到了削减贸易壁垒的好处。美国当时给予中国的待遇是最惠国待遇，虽然有时需要每年审核，但一般都能拿到。直到90年代末，中国才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2000年，中国受益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整个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经济实现腾飞。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这深刻改变了美国本土的产业结构。90年代之后，美国逐渐转变为服务型经济体，服务业和科技行业发展迅速，而制造业逐渐没落。
这种没落，为什么没有立刻在美国国内形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声浪？
本书作者反思认为，当时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整体经济状况良好，失业率很低，大家忽略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反对贸易协定的人在美国国内政治地位越来越低。美国政策重心从工业地区向南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给制造业群体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政治舞台上，科技行业和金融行业获得更多机会。这也引发了美国产业结构的重要问题或后果。
2000年之后，美国什么产业发展最好？一是金融行业，甚至在2007年、2008年制造出许多问题。次贷危机本质上是因为金融过度发展，衍生品背后对应的资产都搞不清楚。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建筑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21世纪头十年，对美国来说是酝酿风险的十年，对中国来说则是抓住最后契机，在对方眼皮底下迅速扩张势力范围，成为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世界工厂。
2010年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90年代克林顿时期对华政策，认为当时就应该遏制中国发展，避免2010年后对美国经济地位构成挑战。
那么，为什么90年代甚至2000年后头几年，美国国内政策层、决策层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推出遏制性措施呢？我们不能说美国有健忘症。
实际上，本书作者分析认为，美国的反击一般来说是比较快的，比如80年代美国曾遭遇日本挑战，日本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汽车产业等对美国相关产业构成威胁。后来美国对日本采取一系列打击措施，包括广场协议。
而中国发展十年甚至十几年后，美国为何没有采取类似行动？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日本发展产业时，几乎没有美国人的存在感，如丰田、本田等都是日本公司。而中国发展时，采取了另一种路线，穿了马甲。
90年代，许多美国知名品牌进入中国，如耐克、沃尔玛等。中国为它们提供配套支持，如生产线和工人，卖的还是美国货。从美国角度看，中国似乎只是帮助生产美国品牌，没有威胁。
然而，2008年之后，情况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美国本土遭遇经济困难，发现产业结构问题，制造业外移，甚至在2020年疫情时警觉只能依赖中国生产口罩、呼吸机等必需品，这是战略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发现贸易和金融层面处于不利地位，大量贸易顺差积累风险，可能未来爆发，对美国是摧毁性影响。
同时，海外对手成长迅速。2010年后，中国品牌走向全球，在特定领域与美国、日本等品牌竞争，如华为。这些产品已非美国品牌，品牌信赖度与日俱增。这种威胁促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因此，2017年、2018年，中国突然遭遇海外封锁和打压，与上述情况有关。值得庆幸的是，对方下手较晚。90年代未下手，因为当时认为中国是“山寨货”；2000年初未下手，因为当时美国忙于反恐，与中国有一定合作价值，当然那时美国专注于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群体在美国政策决策中被边缘化。这为中国在20世纪前十年突飞猛进发展提供了契机，也意味着后十年会逐渐遭遇打压。
7. 第三次转折，中美摩擦的“宿命”
整本书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结合最近的情况，特别是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提出的最新关税政策，来探讨一下这一轮加征关税背后的一些方向。
回顾美国200年的贸易史及其政策变迁，我们发现，所有政策的脉络本质上都是为了服务本国利益的变化。
最近几年，美国需要解决产业空心化、巨大的贸易逆差以及国债不断累积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因此，采取行动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是美国不得不走的一步。所以，我们不能期望美国和中国之间在未来贸易自由化以及税率下降方面会有特别重大的突破。这是大势所趋，利益决定一切。
另一个关键点是，如何笼络美国本土的跨国企业和资本家，将他们的利益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进行更深度的绑定。这些企业和资本家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是有一定发言权和游说能力的。虽然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力量能够彻底改变美国政策的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对方，降低对方采取行动的力度和速度，还是有可能的。这或许也是2025年年初，美国召开多次国际工商企业代表会议，并进行高规格接见的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未来注定会成为全球化或全球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甚至领导者。原因很简单：从中国企业和产业的根本利益出发，自由贸易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是有极大好处的。许多中国产业和企业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这与100多年前美国推动本土制造业、跨国公司和金融企业走向全球的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所有的经济政策选择都与本国利益直接挂钩。从中国方面来说，一方面要刺激内循环，减轻短期的阵痛；另一方面，既然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竞争力，那么推动自由贸易的大旗在一定程度上就落在了中国的肩上。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在推行自由贸易新框架和新理论的过程中，肯定会遭遇巨大的摩擦和阻力。即使像一战、二战后拥有巨大全球号召力的美国，在推进关贸总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时，也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逐渐形成共识。对中国来说，这将是一场漫长的征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幸运地遇到一些时间节点，让竞争对手无暇顾及中国推行的政策，甚至在某些时间段里，对方基于本国产业遇到的麻烦，也需要做出一些妥协。我们希望有足够的运气、韧性和定力来应对这一挑战。
这本书就聊到这里。200年的美国贸易政策史，背后其实就写着“利益”两个字。所有关于关税的高低、贸易自由与否的讨论，本质上都是基于本国经济和产业在某个阶段是否需要它。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个月再继续一起读书，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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