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20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美元的走弱。人民币兑美元在一年内上涨了6.47%，人民币也在年初突破了一美元兑换人民币的6.5关口。美元走弱意味着什么？是时候唱衰美元了么？
上周五，我与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先生对谈，他有提出一个观点，看好另类资产，其背后的大逻辑就是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担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持续的量化宽松，不仅强化了一零年代日益凸显的贫富分化，也加深了市场上的道德风险。2020年新冠危机之后的全球救市，尤其是美国持续放水的纾困动作，毋庸置疑将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2020年上半年，欧美股市因为新冠疫情出现史诗级的暴跌，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央行果断出手救市。到了去年下半年，美股的持续飙升，除了新冠加速的数字化转型推高科技股之外，更多凸显了2.2万亿美元刺激资金的流入对市场的扭曲，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
央行在市场出问题的时候提供流动性，与政府在遭遇新冠疫情之后为普罗大众和企业提供纾困资金，互为表里。短期内的结果是灾难得到部分缓解。而且从道德上来讲，救黎民于危难，比起2008年金融危机时针对大公司（比如大型车企）和大银行的纾困，自然是站在高地上。
但结果却没有本质区别，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大资金的风险偏好陡增，股市繁荣的另一面是道德风险的进一步加深。恰如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斯科特·加洛韦（ScottGalloway）在新书《后新冠》（Post Corona）中特别强调的，一旦市场强化“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市场的参与者会意识到选择高风险策略才是正确的，因为高风险的收益是私人的；而一旦风险过高导致市场暴跌，却一定有央行来接盘，所以损失是大家的。
美联储持续量化宽松的游戏不可持续，最终将影响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原因有三：
首先，美联储原则上没有上限的印钞能力。这基于的是美联储是全球安全资产的提供者，是全球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最终的借款人，是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的信用。
目前，美元全球储备地位貌似稳如磐石。美元占全球央行官方外汇储备的58%，是发行证券时的首选全球货币，银行将它用于大约一半的跨国债权。而根据SWIFT的数据，五分之二的国际付款都使用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期期间，鉴于美国境外的借款人没有足够的美元偿还债务，美联储与其他央行建立了货币互换机制以应对美元紧缺。
在市场受压时，美元飙升就是一个信号。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出售资产来买入美元，并非他们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如果他们有选择，或者不再相信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他们就不再需要买入美元。2020年上半年也出现过美元飙升的行情，但随后美元持续走弱，则证明美联储持续印钞的做法正在侵蚀美元的信用，金价飙升和比特币高涨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取决于美国怎么处理自己的市场危机。历史上，新兴市场危机总会以新兴市场暴跌、资金回流买入美元资产、推动美元升值告终，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问题是，美国市场危机会以什么方式结束？是美联储不断扩表，美国国债无限飙升么？
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是美国市场危机的一次预演，以美联储的救市和后续持续的量化宽松作为答案，推动了美国经济长达十年的繁荣。但可以说，除了硅谷平台型企业的崛起，以及VC帮助不少创业企业以日益廉价的资金构筑护城河之外，其经济基础是薄弱的。美国过去十年的繁荣建立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之上，所以才会有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抬头对美国社会的日益撕裂。
2020年新冠危机是第二次大规模的冲击，美股的暴跌与反弹，都是史无前例的，体现市场过度依赖美联储。一旦利率提升或者通胀抬头——这两点恰恰是市场担忧的问题——美元承受的压力会更大。
第三，美国屡屡把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这一地位当作单边打压的武器，越来越显得不明智也不合时宜。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主管夏尔马（Ruchir Sharma）就曾经说过，储备货币的地位很长时间内都是帝国主义实力的禁脔。甚至欧盟各国为了规避美国制裁，继续与伊朗进行交易都要设计一套新的贸易体系——贸易互换支持工具。在大国博弈的当下，实力的此消彼长，也必定让禁脔也变成群雄逐鹿的标的。
所以才会有另类资产的崛起。比特币作为风头最劲的另类资产，在过去几周的飙升，体现的是对现有美元体系的不信任，对美联储持续量化宽松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的不信任，期望以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方式来颠覆既有的体制。
从这一逻辑推导，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资产被追捧，也就很好理解了。
# 注：理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全球贸易结算货币所扮演的作用，推荐两篇深度文章。一篇是《经济学人*商论》去年10月刊刊登的【“反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系列之六】，标题是《振作起来》；另一篇则是去年三月刊的梧桐专栏，标题是《非自愿信号》。欢迎下载并订阅《经济学人商论》App，找到这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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