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接着来分析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问题。
在之前一讲中我们分析了数字经济的特点和怎么去理解平台企业。今天我们需要回答剩下两个问题：针对平台型企业的反垄断是为了什么？又该如何去反垄断？
第三个问题，反垄断是为了什么？
我想还是从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反垄断是需要推动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也是衡量垄断最关键的因子。传统的垄断认定很简单：财大气粗的企业利用低价竞争，甚至低于成本价的竞争，将竞争对手从市场中排挤出去之后，后续会通过加价来获取独占市场的暴利。
其次，更重要的是，反垄断的实质应该是推动创新，或者防止庞大的平台型企业囤积创新。也防止他们通过并购来扼杀有竞争力的对手。缺乏竞争导致的创新不足，这是反垄断的实质。
在美国历史上针对巨型科技企业的反垄断措施，的确曾经推动创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电信巨头AT&T研制了半导体之后，选择向同业开放专利，并把技术公开，只象征性地收取25000美元的专利费，推动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类似的被政府逼迫下的技术开放在IBM身上也发生过，甚至微软也为谷歌的勃兴让开了一条路。
那怎么去衡量竞争和创新呢？首先看，这些企业是否非常容易就能构建自己的护城河，也就是市场准入的壁垒有多高。同时去理解，他们的存在到底是有益于创新，还是在扼杀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拥有两大准入壁垒：一个是大数据的壁垒；一个是客户关系的壁垒。平台需要积累大量数据才能为每个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在数字经济中，了解用户为什么喜欢创业公司提供的产品，然后提供类似的产品，并推销给自己的数百万乃至十几亿现有用户，对巨型平台而言要容易地多。电商企业的一大优势，无论是海外的亚马逊还是国内的淘宝，就是他们积累的海量用户数据，以及他们与用户的粘性，这些都是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
此外，监管者也担心，平台是否会滥用它们的市场支配地位。在国内“加价”、变相“团购”、不允许使用第三方移动支付渠道等等，都可以被认为是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第三个潜在的担忧则是许多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中存在利益冲突。简单的利益冲突，就是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在电商领域，不能既做撮合交易的平台，又是平台上最大的卖家。同样，在美国，之所以许多公司不选择全球最大的云计算提供商，亚马逊旗下的AWS，而是选择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谷歌或者微软的服务，也是担心自己的数据会被亚马逊“偷窥”。
当然，在云计算领域，国内外有多个玩家参与，竞争激烈，这本身又告诉我们，所谓的“护城河”，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那么深。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去反垄断？
第一种思路是，分拆巨头。比如对标准石油的分拆，就以市场份额作为反垄断的衡量标准，不让任何一家企业能够独占市场。
当然，既然我们分析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不同，显然就不应该再用管理有形资产的方式来管理无形资产，包括反垄断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天生会成平台，不是简单拆分就能拆分地了的。竞争对手可能可以设计出一个更好的社交平台，但消费者在选择使用哪一个平台的时候，平台的规模效应比具体平台的特点和服务会重要地多。
反垄断的第二种思路则强调循序渐进。它不寻求废除消费者福利标准，而是希望重新诠释它。有专家建议制定“保护竞争标准”，涵盖反竞争行为可能对消费者福利造成的所有危害。
这可能意味着阻止那类扼杀潜在竞争对手的早期收购，或者倒置这类收购案的举证责任，让合并企业必须证明，它的计划将有利于消费者。这也可能意味着要迫使现有大公司共享部分数据，或者至少让用户能更容易地在不同平台之间轻松切换。
好了，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问题的讨论先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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