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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调查指南（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把对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高科技平台巨头——的监管，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怎样去讨论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去破题。
四个要点分别是：
什么是数字经济的特点？
怎么去理解平台型？
在平台日益主导数字经济的时代，反垄断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到底可以怎么反垄断。
今天先回答前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数字经济的特点？
数字经济带来的转型，让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变得更重要。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有着显著的不同。它有四大显著属性：可以迅速扩张，想像一下Zoom业务今年一年就增长了几十倍；但也可能有沉没成本，一家企业的商誉，对于另一家企业而言，可能一文不值；它容易被效仿，溢出效应明显，优步开创了APP叫车服务之后，类似的服务如雨后春笋在全球开花；此外，它明显更有助于推动跨界融合，更容易推动创新。
而恰恰是无形资产可以迅速扩张和溢出效应明显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数字经济中平台的发展会有垄断性的倾向。
无形资产之所以可以迅速扩张，得益于两点动力。
首先，在无形资产领域内的大规模投资，比如研发的投资，会增加产业的集中度。
其次，无形资产的迅速扩张也会带动网络效应。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是推动平台化企业“赢家通吃”（也就是达到垄断地位）的最重要的动力。一旦当企业快速达到临界规模，就能获得压倒性的主导地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赢家通吃。网络效应更有助于这些企业成为平台。
相应的，恰恰因为无形资产有溢出效应，很容易被效仿，这就迫使拥有者希望有“垄断”的地位（这是为什么蒂尔在《从零到一》这本书中特别强调要找到垄断赛道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怎么理解平台型企业。
一个简单的定义，它是一个双边或者多边的市场，因为网络效应而成为撮合交易的主要平台。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滴滴就是一个双边市场，一边是消费者，另一边则是自由职业的司机。同样，淘宝、百度和抖音也都是双边平台，淘宝上撮合电商和消费者；百度一方面满足用户的搜索需求，另一方面则让企业和机构可以询价关键词广告投放，在用户搜索时增加广告商在消费者面前的曝光率。
平台作为撮合市场，常常会采取对待平台双方不平等的策略。最佳策略通常是在平台一端让用户以低廉的成本（或者是免费）访问，而在另一端高价收费。消费者免费享受百度的搜索，广告主则要花大价钱才能在平台上打广告吸引消费者。
但不能简单从消费者直接获益的视角去评价平台对一边（消费者）的免费或者低价策略的好坏，因为这种免费或者低价策略，可能是建立在对另一方的高成本的基础上的。来看一组英国的数据，英国的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企业的数字广告成本平均为每年每户500英镑，相当于4000人民币。如果市场集中度降低，这些成本可能会下降，而节省下来的部分成本可能通过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来惠及消费者。
所以，我们要界定“反垄断”时，不能只考虑消费者在平台端是否受益。
上世纪八十年代，芝加哥学派改变了对反垄断的定义。他们认为检验反垄断的唯一目标应该是：是否给予了消费者以更便宜方便的产品与服务。从这一点来衡量，免费的搜索服务，或者廉价的电商，自然都不应在反垄断之列。
但如果从平台整体去衡量，就不能只关注消费者是否受益这一个视角。美团在平台的另一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这是平台的优势。但是美团前一阵子算法控制的外卖骑手的讨论，应该说是社会对平台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注。
好了，对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问题的讨论先到这儿；周五我会继续分享剩下的两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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