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虎嗅注：
这两天，嗅友们应该在站内看到李丰的那篇爆文《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新基建？到2030年你就都明白了》，文中他对中国的相关政策，及产业链变迁和影响有深刻的剖析。而今天这篇他将分析如何基于这些本土化（3方面因素）构建成功的商业模式。正如阿里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政策与发展，华为腾讯受益于电信政策改革，本土化可以成为创业者的制胜关键。
在专栏第3期，我们来探讨下本土化对企业商业模式的意义。
我经常举大疆和3D Robotics的例子。后者是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人Chris Adnerson在2012年创立的，估值一度高达3.6亿美元，算是美国版大疆，但最终在2017年退出与大疆的竞争。
大疆胜出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无人机产业链几乎都在广东和深圳，产品迭代甚至能以周计算；而3D Robotics远程合作，周期长成本高，最后连Anderson都说，硬件制造还是留给中国人。
所以大疆是充分利用了中国本土的竞争优势而取胜。不过，中国市场的变量太多，任何一个商业模式在未经本土化创新前，都很难持续下去。
本篇，我们将回来以下几个问题，以揭示本土化创新涉及的因素，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商业模式创新，是如何应用和解决这些本土化的问题。
1、为何不能照搬711日本经验？
2、中国版YouTube如何诞生？
3、为何Uber在美国从专车起步，滴滴在中国从出租车起步？
4、中国新四大发明产生的基础是什么？
一、为何不能照搬711日本经验
过去三年，便利店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创业风口。全球最大便利店日本7-11就成为被学习和研究的样本。
便利店源起美国。二战前，罗斯福新政导致高速公路基础设施迅速普及，以美国的汽车文化为背景，诞生了很多跟美国生活方式有关的商业模式。这里既包括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快餐店，如肯德基、麦当劳，也包括便利店7-11。
70年代，铃木敏文在美国考察发现了7-11便利店，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很适合日本。原因是日本社会开始进入老龄化，家庭的单元开始变小，且长期看会进入老龄化，人们更需要便利的零售条件，并可能会为即买即用付出溢价。所以他从美国引入7-11模式，并取得成功。
日本7-11其实是个标准的“富二代”，背靠当时日本最重要的零售集团伊藤洋华堂，所以从创立之初就能整合供应链以满足前端各种需求。
比如，通过提供鲜食（便当）带客到店，被认为是7-11制胜的法宝，占它当店营业额比例40%左右，在部分区域和店型中甚至超过50%。
这部分产品是7-11同当时多家最好的食品加工供应链工厂深度合作，包括定制研发和供货，并在较长时间内滚动研发，从而积累正向客户反馈。
当时日本城市居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太方便，7-11想在店内装上ATM机，因为推动银行系统比较慢，伊藤洋华堂干脆自己开设银行。ATM机这也成为7-11带客到店的重要途径之一。
今天的中国人口结构面临和70年代日本同样的变化，同样的，中国也进入便利店大规模发展的阶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创业者可以照搬日本7-11的成功经验。不仅是因为“富二代”的身份很难复制，在中国，便利店创业者会遇到更多新的挑战。
第一，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城市结构，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日本在70到80年代形成了东京、大阪、名古屋城市带，聚集日本大概80%以上的主流消费者，也即年轻人。这使得密集解决消费者相似的需求成为回报率高的生意，物流、选品、店面选址和设计都比较容易，且占据了这块市场，就相当于占据日本绝大部分消费市场。
但中国的城市格局复杂得多，各个区域都有大中小型城市，且区域间饮食消费习惯差距也大。比如南北方气候环境不同，北方街边店只有半年生意可赚，冬天一冷客流就明显变少。
在中国零售做得好的地方是上海。首先它是个超大型城市，消费者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很强；最重要的是，上海本身是居住和办公混在一起的，并没有严格分区，便利店既能做上班人群的生意，也能做居住人群、社区的生意。而且，上海有非常多的小街道，街角便利店可以辐射很大范围。
对应来看，北京便利店生意就挑战很多。北京商务区和居住区通常分离，便利店只能被迫选择某一个客群，平效就会有很大损失。且北京道路非常宽，中间还会有围栏，这导致同样是街角店，辐射范围也只有半条街。
第二，中日的饮食和消费习惯不同，导致中国便利店创业者必须找到新的带客到店的产品。
日本饮食中多生冷食品，虽然对储运要求很高，但售卖和食用过程很简单。
可中国人习惯吃热食，通常还不愿意吃二次加热食品。这种口味和饮食文化的变化，给中国便利店挑选带客到店的即食品类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凑巧在便利店之前，中国经历了外卖快速发展的时代。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订餐送货上门的方式，这对7-11通过鲜食带客到店模式也是考验。
而将ATM放在店内引客也收效甚微，因为中国较早进入到移动支付和掌上银行阶段，消费者跳过了对ATM的需求；7-11在中国台湾还用寄存包裹来引客，但大陆地区因为电商带动，在一二线城市中发展出极好的末端物流，及丰巢这种模式，这一招也无法使用。
第三，中国当下的食品供应链的标准化、规模化和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加工能力，刚刚开始形成，和日本还有不少差距。
因城市不同，仓储和物流的许可程度和便利程度也不一样。
正是这些显著的不同，即使7-11在中国也进行了很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比如，鲜食从饭团扩展到符合中国特色的鱼香肉丝饭，并尝试开更多办公区店等。
由此，如果将影响商业模式发生的本地化因素抽象出来：
人口和城市结构——决定消费最重要的前提；
消费能力、文化和习惯——用户需求洞察；
供应链与基础设施——房地产、交通物流、金融、通信等。
不仅是便利店，每一个商业模式到了中国，都需要依据这3点来创新，这可以算商业模式创新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也即本地化的创新。
二、中国版YouTube、Uber如何诞生？
我们再看本地化创新规律在其他赛道中的体现。
在2005-2007年之间，很多中国视频领域创业公司都想成为中国版YouTube，让用户自己上传视频内容。但直到今天，当时的这批视频公司，如优酷，无一例外以播放电影、电视剧等视频IP为主。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家庭宽带普及，但个人摄录工具尚未普及。直到2013年后，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使用手机拍摄频率增高，中国出现大量相对有经验有能力的拍摄者，并制造出大量的影像资料；交流方式也从单纯的文字沟通，变成更喜欢发照片和视频，这才有了中国版YouTube的产生基础。
B站是当下中国最像YouTube的公司。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注册门槛筛选出（二次元）资深用户，这些用户有能力在基础视频上二次加工，创造出好内容（弹幕、剪辑），使得当时中国第一次有了某种程度上用户创造的视频内容。
受益于中国通信技术进步，B站经历过非常典型的跳跃过程。在2014年的12月份，4G推出了套餐优惠，结果B站用非4G流量在线观看视频的用户量一下跳到20%；在之后两年，B站联合运营商做了不限流量套餐，用户量又跳了一个大台阶。
再看出行赛道。
Uber上市后，目前市值在560多亿美元（截止时间2020年5月8日）。其产生的前提是商业科技的发展，智能手机上装上GPS芯片，加上移动互联网，产生了位置数据，满足了打车需要的将用户和司机供需双方的位置信息高效匹配的要求，从而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
但除商业科技的促进外，Uber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背景原因。首先，美国长期以来都有专车市场（Limo或者Black Car Service），虽然能提供此项服务的公司相对零散，但消费者已经被培养出使用习惯，并愿意为此付一定程度的溢价。
其次，从美国人均汽车拥有数量、高速公路总里程，以及总人口数量三个因素来看，美国在途车辆比例较高，且这些车辆路面占用率相对合适。也就是说，有足够多的车在路上行驶，因为路面面积和总量相对够，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拥堵。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金融危机以后，消费者端是希望省钱；美国政府希望可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对之前高度监管的租车市场稍微放松，允许了Uber这种新商业模式出现。
但中国的出行市场必须考虑本土的实际情况。中国没有经历过专车服务，相应的服务标准、定价、流程等环节，在司机和消费者供需两端并没有建立共识，还需要先大规模的教育市场。
而且中国大城市非常多，且城市里人口密度在当时同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里最高；可是对应的路面条件基础设施不够；户均车辆拥有量也没有美国那样高。这使得开展专车业务会面临非常多挑战。
但是出租车业务就不同了。中国居民出行需求快速提升，在公共交通（地铁）还没有高度发展时，如何增加一车多载，有效减少人均占路面积，同时达到出行目的成为关键。
在这一供需矛盾中，出租车可以作为优质供给补充，而且出租车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在有限的城市道路上合法行驶，用出租车解决消费者增长的出行需求，还能降低空驶率，这是解决当时中国出行矛盾中最合理和有用的一种。
所以滴滴和快的都是从出租车市场开始。
最终中国的专车和快车服务市场，会不会如美国或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成为超级大的市场，大家可以留言讨论。
我个人观点，最终专车服务可能会在中国的大中型城市当中，占据中高端、相对小众一点的出行市场，因为它对解决出行长期供需矛盾相对而言没有更有效。
同样是出行市场，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公共交通相对不够发达，共享单车的可以解决短途一车多人的出现需求，非常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共享单车被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但从今天回看，共享单车这种商业模式有明显的发展边界。
因为共享单车无论是骑行的路面还是停车，使用的都是公共基础设施。如果利用公共基础设施来为个体企业实现盈利，那企业在获得商业价值同时，必须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价值，才不会被社会排挤。
由此看共享的商业模式创新，必须明白共享利用的基础资源是什么，这跟最后的边界有很大关系。
剩下的例子就更好理解了。比如另一项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移动支付，可以比同等甚至很多更发达的国家做得更好，是因为中国的金融支付体系，跳过半个信用卡和完整的个人支票阶段，直接进入互联网支付，随后又快速进入了移动支付阶段。
中国金融支付体系不需要调整、改变基础设施，消费者也没有前几个周期积累的习惯，所以大家可以极快速和极大量地进入移动支付阶段。
三、为什么政策很重要？
最后，在考虑本地化商业模式创新上，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政策因素，和政策所影响的经济环境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影响。
其实，无论是过去20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中，还是整个40年的经济发展，政策都是最重要的商业本地化创新因素。中国几乎所有行业都是由巨大的政策性红利推动起步，最先受益的其实是外资，但最后成长性最高和最大的都是民营企业。
中国最重要的政策红利是让农业人口转变为制造业人口，接着又由于特定事件，制造业发展出长产业链并提升至较好质量标准。
中国几家大互联网公司，诞生的土壤、发展的时机，也都和中国在其对应行业中的政策和经济环境变化完全相关。
阿里巴巴成为百亿美金企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90年代中期国家对制造业的支持，使得中国的制造型企业，在内部完成上下游供需关系的匹配；1999年外贸放开，为了赚取外汇，制造业逐步向规模化、标准化快速发展；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正好赶上中国制造业这几次重要机会，所以可以在互联网上提供更高效的供需解决方案。这中间又克服了无数多困难，才造就了百亿美金的阿里巴巴。
华为和腾讯则都受益于30年前中国电信行业的调整。当电信业市场化程度提高，通信服务上就出现了软件和硬件两个机会。腾讯最早做寻呼机软件，基因和底层一直都是做通信服务，抓住的是即时通讯等软件市场；华为则从硬件起家，成为当下最重要的中国科技代表公司。
百度产生的前提是中国的媒体业，先经历了部分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1978年，政策允许若干个媒体进行市场化运营；之后放开这些媒体单位的广告经营权，可以用企业形态来经营媒体；当累加了新的互联网媒介形式，互联网门户才出现，直到后来的搜索引擎。
金融业发展更是受益于政策红利。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随着信托业务慢慢开放给民营机构，出现了中国第一次民营金融创新的典型浪潮。在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里，信托类的资产从占金融资产的2%不到，增加至占比20%，达到几十万亿的规模。
最后来看我工作过很长时间的教育业。1993年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使得民办教育合法化，出现了一大波教育培训热潮。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外贸产业政策使出国成为热潮，因此才有了新东方。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能够上好学校，变成是一个既重要且可衡量的标准，出现了协助中小学生完成择校的培训机构，其中就有学而思。
换句话来讲，这些大企业既是时代赋予的，又是结合到中国的本地化创新当中，在最适合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当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思考与互动：中国的711最后会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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