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妙投APP
作者 | 刘国辉
题图来自 | 视觉中国
如果数算近年来成长性强的上市银行，成都银行肯定要位列其中，这家位于中西部的银行，自2017年以来，营收与净利润分别增长了124%和198%，股价更是在2020-2022年间有过超过200%的涨幅，这在银行股中非常罕见。
成都银行的特色可以归结为“城商行里的对公之王”，凭借在成都以及四川省基建等涉政类项目的优势，不仅资产规模与营收利润高增，不良率近年来在上市银行中一直较低，同时拨备覆盖率维持在上市银行中的较高位置，凸显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与颇佳的财务状况。
不过2023年以来，这家成长非常优秀的银行和全行业一样也进入降速阶段，虽然信贷增长依旧强劲，但净息差下滑非常明显，只能以量补价。
更重要的是，成都银行能力依旧是“一招鲜”，过度依靠基建类信贷的局面未能有所改观，在制造业、科技等行业的对公业务有待于加强，零售业务不仅占比较低，结构问题同样突出，过度依赖住房贷款。这使得成都银行净息差走低，更是缺少新增长点。
同时，四川的银行格局也在悄然生变，近年来四川银行与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相继组建，成都农商行逐渐走向正轨，几家本地国企同样有本地资源，将与成都银行分食增速逐渐下降的基建项目，成都银行如果依然在舒适区里，成长空间将被抑制。
成都银行“逆天改命”
如果算近十年来的营收与净利润增长，成都银行也还不错，不过与宁波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长沙银行等优质城商行相比并不起眼。
如果算2017年至今的业绩增长，成都银行只是比杭州银行略逊色一些，好于其他成长性好的优质城商行。
为什么2017年开始成都银行有很大改变呢？因为2016年是成都银行发展转折点，此后的成都银行可谓“乌鸡变凤凰”。
作为四川省最大的法人银行，成都银行成立于1996年底，长期以对公业务为主，在四川省内有较高的市场地位，目前七成左右的资产和信贷在成都市，四川其他城市和省外的重庆、西安占比不到30%。
2011年成都银行就开始谋划IPO，不过经历了较多波折，2013年，掌舵成都银行9年的董事长毛志刚因受贿被查，影响了IPO进程，成都市原财政局长李捷临危受命担任成都银行董事长，任职到2018年，稳定住了局面，不过资产质量又经历了大滑坡，那时候成都银行对公贷款以制造业为主，在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下，成都银行制造业贷款不良率攀升，曾达到8.23%。同时零售贷款虽然占比不高，但由于成都银行风控能力的原因，消费贷和个人经营贷不良率也逐渐攀升，2016年不良率分别达到10%和18%，使得成都银行整体不良率在2016年达到2.21%，远高于上市城商行，严重影响了营收与利润，2015、2016连续两年营收与净利润均下滑，拨备覆盖率2016年降至155.35%。因此在当时成都银行曾两次提交IPO申请均未成功。
在危机中成都银行逐渐调整信贷结构，进一步增加对公贷款的比重，降到零售贷款的比重。
零售贷款中，压缩消费贷和经营贷，向安全性更高但收益相对较低的房贷进一步集中，房贷占比从2014年的65%升到2018年的93%。
更重要的是占比高的对公信贷领域，降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的投放比例，数据显示，带来大量坏账的制造业占比从2014年高点的18%下降到了2019年的8.54%，此后一直维持在9%左右至今。建筑业从2014年的11%降到了近年来的5%左右，批发零售业从2014年的16%降到2019年的4.74%，近年来略有上升维持在7%左右；地产从2014年的近17%降到近年来的7%左右。
与此同时，逐渐提升在基建领域的投放比例，与基建相关的行业中，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从2014年的8.29%提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44.51%，幅度惊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2014年的5%升到2021年的25%，最近略有下降，今年上半年占比16%。此外交通运输与公用事业占比也提升明显，不过在总体中占比较小，合计在4%左右。截至今年上半年，基建相关信贷在对公信贷中的比重在64%左右。
这主要是受益于成都市2016年在基建投资中确立了拨改租模式，即不再使用财政资金拨款来做基建项目，而是由地方基建平台如成都交投等作为项目业主进行投资建设，引入信贷资金与社会资金，政府依法租用建设成的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形成“建设（购买）－租用－移交”的模式，使得成都银行等信贷参与方充分享受到了成都市的基建增长。
民生证券数据显示，2016年后成都市基建投资明显发力。从每年披露的成都市重点项目完成金额看，基建、公共服务类项目合计投资从2015年的899亿元累计增长169.3%至2020年的2421亿元。
成都这座城市自2016年以后，逐渐实现了从二线城市向准一线城市的跨越，经济体量与城市建设都有了长足发展，GDP从2016年的1.19万亿增长到2023年的2.21万亿，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七位。作为本地金融国企、成都财政局为第一大股东的成都银行，有着出色的本地政商资源优势，在政府基建项目上颇具竞争力，开发了“政采贷”、“易采贷”等相关产品，并采取了精准营销策略，如公司在2019年推出“一区一策”专项营销活动，因区施策细化合作方案，锁定核心优质资源。
由此成都银行逐渐走出制造业等带来的坏账泥潭，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实现了资产规模、营收、净利润的多年双位数增长。
业绩增长压力逐渐凸显
与此同时，虽然以涉政类对公贷款为主，与杭州银行比较类似，不过成都银行的贷款平均收益较高，同时对公优势获得了较多的本地政务类存款，导致净息差也一直保持相对不错的水平，虽然与江苏银行、宁波银行这类信贷结构更加丰富的银行相比有不足，不过要好于杭州银行。
同时，资产扩张尤其是信贷扩张仍处在较高增速，自2016年以来，成都银行至今保持着每年10%以上的资产扩张速度，在金融需求不足的今年上半年仍然增长16.73%，贷款总额则在2018年后每年维持20%以上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了22.79%。这样的增速在上市银行中位居前列，表明在本地信贷项目获取上有较大优势。
在信贷大量投放的同时，不良率处在较低水平，自2016年以后连年下降，今年上半年为0.66%，放在全部上市银行中也是非常亮眼的存在。
在盈利增长、不良率下降的情况下，拨备覆盖率逐年上升，处于很高的水平，今年上半年末达到496.02%，也是上市银行中的绝好水平，意味着未来可以靠减少拨备计提来增加利润。
因此成都银行处在一个比较不错的财务状况中，能充分获取本地的基建类项目，实现资产扩张，同时净息差保持得还可以，保证了营收的增长。由于贷款以政府类项目为主，只要地方城投不出问题，信贷质量一般都可以维持得很好，有充足的空间来维持较高的拨备水平。
这种状况跟杭州银行比较类似。在优质城商行中，与成都银行可比性比较强的就是杭州银行，都是处在准一线城市，信贷以对公为主，投向基建类项目的比例都很高，非常受益于本地基建的扩张。与江苏、宁波、长沙等资产结构比较丰富的银行相比，贷款收益略低，不过胜在资产质量稳定，因为不良率目前都控制较好，高企的拨备覆盖率为利润释放提供了充足空间。
与杭州银行不同的一点在于，成都银行净息差高于杭州银行，如果看二者的存贷款平均利率之差，是差不多的，成都银行的净息差高可能是因为金融投资在总资产中的比例一直较低，今年上半年只有26%，杭州银行长期在40%以上，金融投资收益率相对较低。这也表明成都银行的信贷增长动能更加充足。
不过自去年以来，成都银行的业绩增长压力也较大，营收和净利润增幅都在下滑。营收增长已经降到个位数。特别是占营收大头的利息净收入增速在上半年只有1.91%，低于营收增速4.28%。其实资产增速还是比较迅猛的，目前成都银行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净息差下滑较快。2020年之前成都银行净息差一直高于城商行龙头江苏银行，2021年至今下滑剧烈，今年上半年只有1.66%，较江苏银行的1.90%相去甚远，较成都银行去年底的净息差1.81%也有较大下滑。
下滑的原因在于，信贷结构调整，对公继续向低风险低收益的政府类项目集中，零售继续向低风险低收益的房贷集中，压缩消费贷经营贷比例。中泰证券研报显示，成都银行新增基建类贷款占总新增贷款的比重为84%，较2023年提升了28.9%，是对公新增的主要力量。
在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成都银行作为四川本地国企，向地方城投等国企放贷自然更要降低利息来支持本地经济。与此同时负债成本有一定刚性，今年上半年存款平均利率2.21%较2023年存款平均利率2.23%下降幅度很有限，因此净息差下滑较大。
对公贷款还能靠量来补价，本来就是成都银行短板的零售和中间业务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更加不能为成都银行贡献增量。
零售业务多年来是银行业的重点转型方向，成都银行也不是没有努力过。2016年左右消费贷不良贷款大幅增长，之后压降了消费贷比例，向房贷集中。不过成都银行一直对于零售业务摆在较重要位置，2017年提出新兴业务作为转型发展战略重点，2018年提出探索构建“大零售”，实现业务格局转型。2019年实施新一轮三年规划，明确“精细化、数字化、大零售“三大转型方向。零售贷款规模从2017年的400亿元增长到今年上半年的1274亿元，六年半时间增加了两倍，不良率也大幅下降，不过结构仍然主要是房贷为主，今年上半年房贷在零售贷款中的比重仍达到72%，消费贷与个人经营贷均不足200亿，在上市银行中处于较低规模。
相比之下宁波银行的消费贷在零售贷款中的比重达到60%以上，江苏银行占比也近50%，即使是与成都银行贷款结构类似的杭州银行，消费贷与个人经营贷在零售贷款中占比也达到60%以上。过于依赖低风险低收益的房贷，使得成都银行成为少有的零售贷款平均利率比对公贷款还低的银行。今年上半年对公与零售贷款平均利率分别为4.55%和3.77%。
导致这样的结构，一方面可能是成都银行风险偏好较低，另一方面是风控能力较差，难以在客户信用判断上做好把控，因此成都银行在大零售转型的同时也在以“精细化、数字化”为前提来促进转型。
中间业务方面，也一直缺少突破，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服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营收中的比例近几年一直维持在3%左右，在上市银行中处在很低的水平。
城商行大多靠申请牌照设立金融租赁、公募基金、理财子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子公司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多利润中心。成都银行在此方面布局较少，只有一家消金参股公司四川锦程消费金融，不过这家成立于2010年的老牌消金公司发展一般，资产规模、营收利润等指标处在行业第三梯队中，很难为成都银行贡献增量。
因此综合来看，成都银行虽然成长性一直较好，不过去年以来的增长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以基建为主的贷款结构带来了规模和资产质量稳定性，不过带不来高收益，净息差的快速下滑让成都银行增收压力巨大，而零售短板和中间业务的不足又让成都银行缺少新增长点。
由于成都银行有较高的拨备覆盖率，因此未来几年里净利润还有很充足的释放空间，但营收的增长会疲态明显。
竞争环境悄然生变，不宜靠“一招鲜”在舒适区过久停留
尽管如此，成都银行依然不失为市场上的优质银行，在本地基建贷款项目上的优势让公司基本盘稳固，保住下限。上限则看未来能否攻破短板，实现在非基建类对公项目上的价量齐涨，以及零售业务上实现结构的改善。
公司治理上也相对不错，股权结构稳定，第一大股东成都交子金控持股近20%，实控人为成都市国资委，国企背景使得在本地基建项目上更加有竞争力。外资马来西亚丰隆银行为第二大股东，使股东结构多元化，增加市场化程度。
管理层相对比较稳定，2013年任董事长的李捷于2018年离任，自2005年开始就担任成都银行行长的王晖在2018年接任董事长并任职至今，与李捷出身财政官员不同，王晖出身于建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经验更加丰富。出身于工行的王涛在2020年接任行长，2023年底调任四川省联社。今年5月，来自于成都农商银行的徐登义担任成都银行行长。
当然，成都银行业务结构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对公方面在基建以外还没有找到运营得比较好的资产，转型并不成功。零售方面，平均收益还不如对公，凸显了对于房贷的过度依赖，多年以来一直玩不转相对高收益的消费贷与经营贷。核心还是相关领域风控能力的欠缺。
目前的成都银行可谓与成都地方基建共进退，深度绑定，在成都经济一直能维持繁荣增长的情况下，资产大多是好资产，但资产过度集中在成都，缺少分散化，对于资产质量的稳定不是好事。
数据显示，作为网红城市、西部大城，成都确实维持了多年的较快增长，2014-2019年维持在8%左右，2020和2022年受特殊因素影响增速较低，2023年增速为6%，今年上半年又降速到4.8%。
与基建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方面，也逐渐从2016年的14.3%下滑到去年的2%，今年相对较好，1-8月增速恢复到7.6%，不过还未恢复到2021年前的水平。
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数据来源：中经数据）
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中，城市建设相关的投资增速不及产业投资的增速。今年上半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1.4%，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成都招商引资项目加速落地，对于成都银行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新挑战，要在制造业、科技行业等领域形成项目获取和风险控制能力。而长期以来成都银行在这些领域的风控能力较差，没能将这些领域纳入到自己的能力圈。这对于成都银行是较大的挑战。
本地蛋糕的增长面临挑战，分蛋糕的群体又在扩军。虽然成都银行长期以来在四川金融界形成了领先地位，不过近年来竞争对手在发生边际变化。
同城的主要竞争对手成都农商行此前在增资扩股中被安邦保险集团控股。安邦2018年被接管后，成都农商行业务也受到一些冲击，关联交易带来坏账，更需要股东层面的更迭。于是2020年成都国资委旗下两家国企接手了成都农商行，这给了成都银行扩大份额的机会。随着成都农商行股东结构与领导班子的稳定，竞争力也在逐渐恢复。截至今年6月底，成都农商银行资产规模8800.55亿元，是成都银行的70%左右。
此外，2020年凉山州商业银行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合并组建了四川省首家省级法人城市商业银行四川银行，去年底资产规模3379.65亿元。
今年初，以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基础改制而成的四川农商联合银行成立，资产规模达到2.2万亿，高于成都银行，成都银行原行长王涛也调任四川农商联合银行任行长。
这些新生力量都是四川本地国企，规格也都比较高，在本地基建项目上都有一定竞争力，可能对于成都银行的优势领域形成分流。
同时也可以看到，四川这几家本地银行之间的高管相互调任也逐渐频繁，成都银行行长去了四川农商联合银行任行长，又调来了成都农商行行长来担任成都银行行长。高层的战略能力与业务能力是银行的重要竞争力之一，这种相互调任跟四大行之间的高管调任差不多，可能会逐渐拉平几家本地银行之间的发展差距，这对于相对领先的成都银行不一定是好事。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都银行的转型压力也日渐紧迫，如果继续停留在舒适区里，不能顺利实现资产结构的转型，在短板的领域形成突破，未来的成长空间将会急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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