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银行，徘徊不前

出品 | 妙投APP

作者 | 刘国辉

头图来自 | 视觉中国

股份制银行上半年业绩座次排定，招行和兴业银行分别以11.57万亿和10.35万亿的资产规模居于前两位。而2023年底以微弱优势超越浦发居于股份行资产规模第三的中信银行，在年中又被浦发反超。今年上半年，浦发银行资产规模较去年底增长了2.47%，达到9.25万亿，而中信银行资产规模较去年底仅增长0.58%，为9.1万亿元，从第三位又滑落到第四位。2016年中信银行资产规模排名第十，如今仍是第十。

中信银行的营收与净利润还是要好于浦发银行，在股份行中居第三位。不过与招行、兴业银行的业绩差距并未明显缩短。从近十年长期增长来看，中信银行与招行等优质银行相比差距较大，与多家业绩平庸的银行比较接近。

这些年里中信银行并非碌碌无为，长期以来以对公业务见长、被冠以“对公之王”的中信银行，在2016年左右就着力进行零售改革，零售贷款占比提升明显，近年来又以财富管理为重心重塑零售业务，战略清晰，业绩却没有明显起色。

与其他优质银行被多位明星基金经理重仓不同，近年来重仓过中信银行的基金经理并不多，主要有银华基金王海峰、工银瑞信杜洋、国海富兰克林刘晓、兴全基金乔迁等，且持股周期也不长。

战略上非常明确的中信银行，面临怎样的业绩增长局面，为什么没能形成显著的成长性？

有为的战略与不太出彩的业绩

中信银行是国内较早成立的股份制银行，在1987年与招行、深发展等同期成立，比浦发、光大、民生等银行都要早。早期依托股东中信集团的资源优势，开展从事外汇、贸易与实业等对公条线业务，因此当时名字叫中信实业银行，2005年改名中信银行。长期以来中信银行一直是处于前列的股份行之一，按资产规模计，在全国银行系统中排名长期在第10名左右。

拉长周期来看，全国12家股份行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长期成长性较强的银行，包括招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增长也较多，不过主要是因为体量规模小很多。另一类是业绩长期来看因为战略、公司治理等原因出现了下滑趋势，以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为代表。中信银行属于第三类，能守成但缺少较大突破。

从近十年增长来看，中信银行营收增长了65%，净利润增长了64%，增幅并不高，大体上与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同档。

从银行业资产规模排名来看，2016-2017年，中信银行的排名处在10、11名，此后一直处在行业第10的位置，直到2023年，中信银行超越了浦发，跃居第9位。今年上半年又跌回第十，到年终怎样还未可知。

总体上近十年里中信银行的行业地位非常稳定，不过股份行江湖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年股份行排名靠前的是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分别列银行业第6、7、8位，招行和中信银行居其后，规模差不太多，都在5.5-5.8万亿之间。此后以小微资产见长的民生因为坏账大增而坠落，浦发银行因为战略的飘忽不定而泯然众人，招行因为零售与财富管理的优势坐稳了股份行老大位置，中信银行相比之下没有犯错，维持住了前十位置，并随着浦发的下滑而排名前进了一位。但也没有大的建树，缺少持续走强的能力，去年规模排名向前一步只因对手犯错。

如果把中信银行当作不思进取的国企，那也大错特错。实际上这十年里，中信银行一直伴随着规划的落地与战略的演进。

早期的中信银行主要以对公业务为主，与浦发银行并称为“对公之王”，对公贷款占比达7成以上，在早期地产和基建支撑经济增长的时候，这样的资产结构没问题。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对公业务占比过高，影响了银行的成长性。并且中信银行自2011年左右开始，受到制造业去过剩产能等因素影响，对公贷款的不良率呈现攀升态势，从2011年的0.8%左右逐渐攀升到2019年的2.6%，对于资产规模和营收利润的增长形成桎梏。

2015年开始，中信银行零售业务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此前的中信银行一直是行长负责制，董事长由中信集团董事长兼任，并非执行董事，包括孔丹、王军、常振明等几任董事长都是如此。曾担任农行零售业务总监的李庆萍于2014年开始担任中信银行行长，并在2016年升任董事长，中信银行也进入了董事长负责制。

在她看来，“无零售不稳，得零售者，得天下、得未来”。因此中信银行在2015年制定了《2015-2017年战略规划》，提出一体两翼战略，对公为“一体”，继续保持优先地位，零售+金融市场业务为“两翼，零售业务地位获得提升，在推进零售业务上动作不断，大到加强网点布局，向“小型化、智能化、多业态”转型，产品层面推出了“薪金煲”、“房抵贷”、网络贷款、信用卡贷款等零售产品，改变过去零售产品过多集中在房贷的局面，人力层面组建了千人的零售内训师队伍，帮助员工提升零售业务能力，小到变更行服和Logo、门户网站进行升级等多项变革，此外联合百度设立直销银行品牌“百信银行”，可谓林林总总。

此后每三年都有三年规划出台，在《中信银行2018-2020年发展规划》中，三大块业务的战略定位调整，从“一体两翼”走向“三驾齐驱”，零售地位进一步提升，规划提出“公司业务要轻而强，零售业务要大而强，金融市场业务要活而强”，零售既追求质也追求量，转型进一步升级。

此后的《中信银行2021-2023年发展规划》将零售的重心从存贷款转向了财富管理，提出以财富管理为战略支点，以板块融合、公私联动、集团协同为三大杠杆，推动零售业务升级，其背景是中信银行零售转型在个贷上取得了突破，但在负债端还不行，没能像招行那样带来丰沛的低成本存款，因此结合当时牛市带来的基金理财兴起，以财富管理为重心发展产品，让更多客户把中信作为理财主办行，不仅促进中收业务，也改善对公负债为主的负债结构。伴随三年规划同时还提出了342强核行动方案，明确具体打法和举措，在组织变革、管理方式、业务布局、人才引进上都做了改进。

近期提出的《2024-2026年新三年规划》明确提出，实施“五个领先”银行战略，即领先的财富管理银行、领先的综合融资银行、领先的交易结算银行、领先的外汇服务银行、领先的数字化银行，明确了下一步的重点业务方向，基本是此前战略的延续。

这样，中信银行的零售转型深入，改变了业务结构。对公贷款在信贷中的比重逐渐从2014年的71.54%降低到今年上半年的52.17%，零售贷款从2014年的25.35%提升到今年上半年的41.63%。

除了零售转型，在对公业务上，中信银行还利用中信金控的资源优势，与中信证券等兄弟公司合作，推行综合融资战略，为对公客户提供“股、债、贷、投”等多元产品，与中信证券一道在债券承销上位居前列。

总体来说中信银行业务方向明确，资产结构上向零售和财富管理倾斜，对公业务上也利用了自身的突出优势，战略驱动业务成长，辅之以比较积极的策略与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顿操作猛如虎，业绩还是欠火候

虽然如此，但中信银行的业绩增长并没有非常突出。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里，中信银行只有3年实现营收双位数增长，两年实现净利润双位数增长，多数时间里业绩都是低位徘徊，2023年，更是出现营收负增长。2024年上半年，营收增长2.68%，主要是靠债券牛市带来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高增长带来的，二者分别同比增长了39%和82%，带动非息收入增长10.44%，占营收多数比例的利息净收入下滑了0.82%。虽然资产规模和信贷规模分别增长了3.07%和3.97%，但净息差继续下滑，去年同期的1.85%降到1.77%，使得利息收入增长乏力。

与其他头部股份行相比，中信银行与兴业银行在资产规模与营收、利润上都差距不大，不过与招商银行相比，盈利能力差距较大。数据显示，2023年中信银行资产规模是招行的82%，营收与净利润分别是招行的60%和46%。

对中信银行历史业绩进行拆分可以发现，与规模较为接近的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相比，中信银行2017年至今的资产扩张速度略不及招行，不过与兴业银行大体相当，好于浦发银行，总体来说资产扩表并不落后。不过净息差水平只是好于浦发，与招行和兴业银行都有一定差距。这是影响营收与利润增长的重要原因。

中信银行经过多年的零售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果，零售信贷在信贷中的比重已经超过40%，在银行业中属于比较高的比例了，虽然低于招行、平安等零售见长的银行，但相比于其他大多数银行，比例还是很高的。零售信贷的收益率通常略高，为什么中信银行的净息差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呢？

与招行相比，中信银行的贷款平均利率还要高一些，差距在于存款平均利率比招行高出不少，与兴业、浦发较为接近。这表明中信银行的零售转型在资产端有一定成效，提升了零售信贷占比，特别是房贷从2017年的5000亿涨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万亿，实现翻倍，个人经营贷从2017年的1660亿涨到今年上半年的4867亿元，增长近2倍，均高于贷款和资产规模的增长；不过在负债端没有明显改善，个人存款在存款结构中的占比从2014年的18%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28%，对公存款从2014年的82%降到今年上半年的70%，显著低于贷款结构的改善。零售贷款的增长一部分是靠对公存款支持，零售存款不能支持零售贷款的扩张。

更深层次原因是零售业务线的客户数量、活跃度与优秀零售银行还有差距。数据显示，2023年中信银行零售AUM规模为4.24万亿，在上市银行中居第七位，低于兴业银行的4.79万亿，更低于招商银行的13.32万亿，零售客户数方面，中信银行截止今年上半年为1.41亿，距离招行的2.02亿有一定差距，高于兴业银行的1.04亿，但零售AUM上不及这两家，表明中信银行还没有成为很多客户零售与财富管理的主办行，因此沉淀的低成本零售存款不足。由此也表明中信银行的零售转型到现在最多成功了一半，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另外从2021年开始，财富管理成为零售的重心，成为中信银行零售业务乃至全盘业务的支点，虽然有中信金控体系内的资源优势，可以与中信证券、华夏基金、中信保诚人寿等建立起协作关系，不过这些并非财富管理发展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开发客户资源并形成差异化的服务体系，目前中信银行还未建立起财富管理的业务优势。今年上半年代理及手续费净收入为163亿元，同比下降14%，在营收中的比重为15%。虽然近3年提升了财富管理的地位，但代理及手续费净收入三年里并没有明显增长，占比也一直在15%-17%之间，较2017年30%左右的占比反而下滑较多。与体量接近的股份行银行相比，好于兴业、浦发、平安等银行，不过远低于招行。

中信银行有优势的是投行业务，可以与兄弟公司、头部券商中信证券形成联动，今年上半年在债券承销金额上位居银行业第4位，不过投行业务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积累对公客户，并为财富管理和私行业务提供可投资的资产，能直接带来的业务收入并不很高，今年上半年包括债券承销手续费在内的担保以及咨询手续费为25亿元。

股份行代理及手续费净收入对比

这样，资产扩表速度没有优势，净息差没有有效提升，财富管理等中收还没能形成相对领先优势，因此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长都受到局限。

另外中信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长期以来相比于招行和兴业也略高一些，影响了资产规模的扩张以及营收与利润的增长，也使得中信银行在拨备覆盖率的提升上一直捉襟见肘，利用拨备来调节利润增速的空间不足。

中信银行的不良增长可谓对公、零售“此起彼伏”，2011-2019年对公贷款不良率持续增长，这几年里主要在控制以及处理对公领域的不良资产，对公贷款增长缓慢，并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零售领域，零售贷款不良率在1%左右波动，相比于2%以上的对公不良率要好很多。2020年至今，对公贷款的不良率开始逐渐下降，从2019年的2.6%降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25%，资产质量有了好转，规模增长也改善。

不过自2023年以来零售贷款不良率增长较快，2023年及今年上半年分别为1.21%和1.3%，规模也逐渐降速。这并非只是中信银行遇到的问题，经济降速背景下银行业都在面临零售不良增长的困局，很多银行都在收缩零售信贷，向更优质零售客群集中。相比较来看，中信银行的零售贷款不良率好于兴业银行，以及零售业务见长的平安银行，不过不及招行。

为什么以对公见长的中信银行，不良率会经历一个较长的上升期呢？从中信银行的对公贷款结构调整过程来看，在不良率攀升的2014-2019年，对公贷款过于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和零售业，在低风险的基建类资产上投放比例较低，制造业多年占据20%以上的投放比例，批发零售占比最高达到18%，地产多年在10%以上，在2014年，制造业、房地产、批发零售合计占到54%，目的自然是要获取高收益，不想却成了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不良率逐渐攀升。在2018年，制造业与零售业的不良率达到了高峰，分别为7.34%和8.5%，地产的不良率在2020年开始攀升，达到3%以上。

2016年以后，对公信贷结构逐渐调整，降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地产的比例，提升了基建相关行业的比例，今年上半年政府基建类行业在对公信贷中占比达到55%左右。通过这样的结构调整，稳定住了不良形势，不过也降低了收益水平。

这样的过程也凸显了中信银行虽然是“对公之王”，不过更多体现在项目获取与规模体量上，在对公行业信贷投放上缺乏战略远见，更多考虑即期收益，没有对于制造业、批发零售、地产等行业的景气下滑做出提前判断，另外虽然一直在制造业上深耕，但并没有形成独到的信用判断能力，导致不良的较快增长，虽然以对公见长，但本质上大而不强。

总体来说中信银行这些年战略清晰，转型方向也没问题，但无论是有优势的对公还是转型中的零售，都没有形成独到的能力来做强。零售逐渐做大的过程中，对公业务在掉链子。对公业务逐渐稳定下来后，又遇到了如今的零售金融调整。因此近十年来业绩成长性不够明显。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公司治理层面

在目前的银行业格局中，中信银行与兴业银行业务结构与发展现状较为相似，对公业务为主，零售与财富管理在着力发展中，体量也差距较小，资产规模、营收、净利润增速没有太大差别，不过在业务规模、零售与财富管理业务等方面与招商银行还有一定的距离。中信银行有跟上行业平均增长水平的能力，但目前还缺乏进一步实现业绩突破的阿尔法能力。

如果再深入探究，影响中信银行业绩成长性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战略上，虽然战略一直在演进，持续性也较好，并没有在战略方向上左右摇摆，但相对来说缺乏战略上的预见性，从零售到财富管理都是在行业趋势形成后逐渐加码，更多是在跟随，在推进战略上也并没有特别独特的具体策略，在同业都在集中发力的情况下，很难杀出一条血路来；

另外在公司治理上，虽然股权结构稳定，且股东能提供较多的资源，但前行长孙德顺受贿近十亿元、前董事长李庆萍退休后仍被追责降职并开除党籍、多位地方分行行长被查等事件表明，公司在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制约监督上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孙德顺为谋取私利，违规向恒大集团等地产商发放大量贷款，给中信银行带来坏账损失。此外近年来包括哈尔滨、宁波、广州等地的分行高管也接连被查，凸显了中信银行内控上存在一些漏洞，使得部分高管可以通过损害中信银行利益的方式来获取个人私利。

另外与招行相比，中信银行的高管更替更加频繁一些。虽然大的战略方向基本上得到延续，不过高管上任都有适应期，对于出业绩也会有一定影响。

在股份行中，有3家为中央管理的银行，均为副部级央企旗下，分别是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三家银行中，招商银行市场化程度较高，董事会任命行长，为行长负责制，董事长一般由大股东招商局集团的董事长来兼任，这样保证了管理层的稳定，因为大股东作为重要央企，领导更迭相对频繁，招行行长则保持相对稳定，本世纪以来只经历了三任行长，保障战略的稳定性。光大银行董事长一般也是光大集团董事长来兼任，为非执行董事，不过行领导更替相对比较频繁，不断有金融大将从外部调入光大银行，工作两三年后又高升调走。近年来光大银行已经连续有6任行长获得重用，这种情况下光大银行虽然持续有金融人才加入，但公司战略的延续性受到一定影响。

相比之下中信银行的高管稳定程度在二者之间，没有招行稳定，不过也不像光大银行那么频繁。2016年至今，经历了三任董事长（李庆萍、朱鹤新、方合英）、三任行长（孙德顺、方合英、刘成）。与光大银行相比，中信银行有更多高管来自内部提拔，有利于战略的稳定以及减少适应期。不过与招行相比，稳定性又差一些。高管的稳定性程度与三家银行的业绩呈现正相关。

此外中信银行近十年来在“行长负责制”、“董事长负责制”之间摇摆。2016年李庆萍任董事长之前，董事长多由集团领导兼任，行长负责中信银行的管理。李庆萍任董事长后演变为“董事长负责制”，2021年重新回到行长负责制，此后方合英2023年担任中信银行董事长并作为执行董事，又回归到董事长负责制。这对于战略和业务推进可能没有直接影响，不过也表明中信银行在这方面缺乏清晰的规划，哪个职位是主要负责人，以及主要负责人来自于哪里，如何产生，没有定规。如果能像招行一样形成一套明确的机制，对于高管层面的稳定性会有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