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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astland
头图｜视觉中国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的会议上提出“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联合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正式决定了这一投入。
也是在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前身），获批1400万斤小米。他用这笔“经费”在吉林长春建立仪器馆，并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光电测距仪等几十个“第一台”精密光学设备，一举奠定了中国光学事业的基础。
当年，小米是财政收支和供给的计量单位。比如王大珩筹建长春光机，招收人员的衣食住行都可以折算为小米（还要考虑这些人员需求供养的家人）。基建施工人员、建材也可直接用小米支付。
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约为5亿人民币。发行5亿货币容易，但生产60亿斤小米难。
资源是财富之母、劳动力是财富之父。土地与劳动力结合，生产出食品；森林与劳动力结合，生产出木材；木材与劳动力结合，生产出家具……
通过优化资源与劳动力结合可以使更多财富被创造出来。
比如，针对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掌握科学种田技能，改良农作物品种，改良土地，兴修水利，普及农机等。
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关于专业化，第二个关于服务业。
专业化
专业化本质是提高劳动者利用资源的能力。
孟子问陈相：帽子是自己织的吧？陈相回答，以粟易之。孟子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害于耕。”也就是说，织帽子影响心种地，不如用粮食换帽子。
上面这段对答揭示了两个道理：分工是专业化之母，交换是专业化之父。只有分工才有专业化，前提是生产者之间能够交换产品。
前些年发达国家盛行去工业化，其实是基于分工的、国家层面的专业化。背景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会强势、环保压力大，资本为了逐利，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产业。
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提高了各方的效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以强大的能源、电力、重化工、交道运输体系为基础。
交换是专业化之父。本国不生产电冰箱，国民又不能不用，就必须从它国购买。
德、日保持着强大的工业化能力。美国却发现除了农牧产品（玉米、黄豆、牛肉、猪肉等）和军火，几乎没有可与其他国家交换的产品！贸易赤字日益扩大，心态失衡，终于动手掀桌子了。
服务业
发达国家服务业的超常发展，先由工业产能过剩引发，后与去工业化进程耦合。
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家电、汽车市场早已饱和，出口到欧洲？人家有自己的品牌。出口到亚非拉？当地人买不起。被迫压缩工业产能，就要考虑就业问题，同时还要想办法撑起本国的GDP，发展服务业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一路提高到75%左右。
财富是资源与劳动力结合创造出来的，服务业没有直接创造财富。假如把14亿人分为甲乙两组，每组7亿。先由甲组为乙组捶背一小时，产生700亿GDP（每小时服务费100元）；再由乙组为甲组捶背一小时，又和产生700亿GDP。两小时产生1400亿GDP，这个国家的财富增了多少？
服务业可以间接地创造价值。比如为汽车厂提供外观设计、营销策划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帮助汽车厂提高运营效率，间接地创造了财富，属于“生产性服务”。
与之对应的是“生活性服务”，如餐饮、娱乐。此种服务不创造财富，只是财富的再分配。
生活性服务的价值取决于服务对象。服务对象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他们所享受服务的价值越高。
强大的工业能够带动服务。比如汽车工业，首先能够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带动生活性服务。其次，车企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自然增长。如果汽车工业弱小，怎么冒出对车辆外观设计、营销咨询等服务的需求。
一言以蔽之，强大工业国的服务业为强大工业服务，弱小工业国的服务业为弱小工业服务，前者比后者更有价值。
国民财富的根本来源是能够直接创造财富的农业和制造业。
不要忘记，货币只是手段
1）货币是手段不是目的
亚当斯密在《富国论》中对货币效用的阐释今天仍然适用：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储藏工具。
上文讲到：资源是财富之母、劳动力是财富之父。土地与劳动力结合，生产出食品。
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告诉农民种植哪些作物及每种的种植面积；二是激励农民付出辛勤的劳动。货币原本是用于方便交换的工具，却出色地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
首先，换取某种商品所需货币的数量（即价格）随商品紧缺而增加，商品供应者及潜在供应者发现增加生产量的明确信号；
其次，货币可以用于交换一切商品，满足劳动者所有物质需求。因此，赚取货币成为激发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但今人研判经济形势，对M2、利率、汇率等与货币相关的指标关注度过高，忘记了货币本身不代表财富而是工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2）回到用小米作计量单位？
回到用粮食计量财政收入、支出不可行。
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吃饱饭，他们还需要新家电、私家车和漂亮的服饰，而这些东西的生产需要资产、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不能直接折算为小米或其他农产品。
因此，应当增添某种工业品作为计量单位，与粮食一起用于量化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最适合的工业品莫过于汽车。因为汽车制造产业链极长，一个国家生产汽车的能力，不仅汇聚能源、电力、钢铁、重化工、机械制造、交通运输方面供给能力，还与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市场化、金融服务等密不可分。
汽车有数万个零部件组成，全球没有一家车企不需要外部供应商。靠计划经济协调供应链，必然效率低下。中国汽车，特别是新能源车竞争能力如此之强，只能是市场化的结果。
202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约6.9亿吨。汽车产量为3000万辆，把造船、造工程机械、生产家电及各种工业品的能力统统折算进来。“盲猜”中国工业制造能力为1亿辆汽车。
进一步分析，除非具有向全世界出口农产品的禀赋，粮食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够吃就好。另一方面，工业品生产能力的上限比“满足自用”要高很多。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定义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保障下的工业生产能力。
二战前后，美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拉满”，工业生产能力约为全世界的一半，国力之强空前绝后。
今天的美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仍可打“满分”，但工业生产能力早已被中国超越。
3）产能过剩怎么办？
首先要区分真过剩和假过剩。
以汽车为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约为225辆，而发达国家千人汽车保有量在500辆~800辆之间。美、加超过800辆/千人；地少人多，公共交通发达的日本，千人汽车保有量接近600辆。
制约中国汽车保有量提高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居民收入、道路拥堵、空气污染、能源安全（我国70%的原油需要进口）。对基建狂魔而言，道路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新能源车横空出世的同时解决了污染（与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同步）和能源安全问题；剩下的只有收入问题了。
发展包括汽车工业的制造业，本身就可以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就业质量、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后，有能力够买包括汽车的各种工业品。这个良性循环有望再持续数十年。
再比如光伏的产能过剩。2023年，中国能源消费问题折合57.2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比超过55%。风电、光伏等清洁占比26.4%，同比微增0.4个百分点。照此进度，将清洁能源占比提高到30%以上要10年时间。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增速不是太快，而是太慢，现在的过剩是暂时的。
基建、国防、星际探索是消纳“过剩产能”的重要方式。《十四五规划》提出：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推进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面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推进重大科研设施、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重大引调水、防洪减灾、送电输气、沿边沿江沿海交通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在以后的“五年计划”中，类似安排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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