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最后一篇内容，作者将会在这一篇中结束对整个清代经济、财政制度的描绘，并对中国两千年的财政流变做出评价。
与流行看法不同的是，在作者看来，中英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甚至还是有利的。真正让清政府受到重创的是公元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之后，中央财政彻底失控，清政府无法从巨大的失衡中脱身，最终灭亡，可以说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至此，中国两千年跌宕起伏的财政历史终于落下帷幕，读者可以从中看到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次的历史脉动。欲知更多详细内容，订购专栏解锁全文欣赏。
赔款与借债
公元1840年，中央帝国终于迎来了与西方的首次冲突。这次冲突以割地赔款为结局，也结束了中国社会与世界之间的隔绝与孤立状态。
与流行看法不同的是，中英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甚至还是有利的。
中英战争的直接花费是一千多万两白银，赔款二千一百万两，此外广东省还请求核销了三百万两经费，总数约在四千万两白银，约合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在中英战争之前，清廷两次出兵镇压新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两次费用合计一千八百三十万两，也接近中英战争的一半。乾隆时期征服大小金川花费的一亿两，咸丰时期镇压白莲教的二亿两，都远多于中英战争的费用。
由于嘉庆、道光时期事情不断，虽然大部分时期有财政盈余，但国库存银也不算丰厚，要凑够四千万两白银有困难，但并非是大麻烦。
战争给清政府带来赔款压力的同时，却又带来了巨大的机会。随着海关的打开，中国和外国的贸易额呈直线上升，中国由闭关锁国走向了开放。
贸易额的增长带来了两个好处，对于政府财政最直接的好处是关税的大幅度增长。在通商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对外的海关（洋关），而在财政收入上也没有洋税这一项，即便是广州的那一点关税收入，也是与内地的关卡收入合并在一起的。
洋关的设置是在中英战争之后，随着洋关的出现，海关关税（洋税）稳步增长，并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到了清末甚至超过了土地税的收入。咸丰末年，海关关税还只有四百九十余万；到了同治末年，就已经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余万；光绪十三年，增长为两千零五十余万；光绪三十四年为三千二百九十余万；宣统末年已经达到了三千六百一十七万。
海关收入的增长一项就足以弥补战争赔款的四千万两白银。
而更大的好处还不仅仅是海关关税。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也破茧而出，中国的社会转型由此展开。工商业的活跃也让政府征收商业税成为可能，使政府能够获得更大的收入。
真正让清政府受到重创的是公元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席卷了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运动将清政府的粮仓击碎，并迫使清政府四处调兵遣将，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将其镇压。
与太平天国相呼应的则是北方的捻军。这场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运动的破坏力虽然不如太平天国，却将混乱的局面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范围。
除了捻军之外，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也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爆发起义。这场起义一直持续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
这三场内乱的起因并非经济层面上的，而是会道门、宗教和民族偏见的混合物，加上外来思想和商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共同造成了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
三场内乱对于清政府财政破坏之剧烈，已经超过了原始农业型财政能够承受的极限。在金田起义之后，为了绞杀起义，清政府投入了二千七百万两银子，结局却是让天国军队北上占领了南京。
在围攻南京期间，江南大营每月需要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每月需三十万两，合计每年需要一千万两费用。从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到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共十二个年头，在此期间两营总费用约为一点二亿两白银。
除了两营的费用之外，湖北每年出四百多万筹军，湖南的数量也类似。北路和西南的军费还没有计算在内。若按十二年计算，又是一亿。
到了同治中期，曾国藩根据湘军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时的花费，请求核销三千多万两。李鸿章请求核销一千七百多万两。左宗棠西征，请求核销四千八百二十多万两。
此外，福建援助浙江，加上省内和台湾地区，也超过了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助贵州军需每年四百万两，五年合计二千万两。云南核销军需一千四百六十多万两。甘肃官绅商民集资捐赠也达到了五千多万两。
这些在册的数据相加，已经达到了四亿三千二百八十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这样的规模放在以前的历代王朝，必定会引起全面崩溃，对于清政府而言，也绝对是伤筋动骨。
但是，清政府再一次经受住了动荡的考验。
不仅经受住了考验，在危机中，中央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财政能力比人们预料中的要强大。一系列与西方接轨的财政制度正在摸索中被采纳，危机反而成了中国财政近代化的起点。
在古代，战争进行之时，也是政府花费最大的时候。中央政府想方设法逼迫每家每户缴粮缴款，往往造成人们家破人亡。
古代政府与现代政府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可以利用信用筹集资金，当战争进行时，通过发行国债，或者对外寻求借款，可以筹措相当的资金，待战争结束后慢慢摊还。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政府在某一个时段负担过大，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崩溃。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终于迈出了借债这一步，使得其财政能力比前朝大有提高。
最早的借款发生在上海。由清政府的苏（州）、松（江）、太（仓）道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万七千七百两（含本息），用于镇压本地的小刀会。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黄宗汉在与英法联军作战时缺乏经费，于是向外寻求贷款，最后美国的旗昌洋行向广东政府提供了三十二万两白银，月息六厘。
从公元1853年到公元1865年，广东，福建，江苏，上海的苏、松、太道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多次向外国寻求贷款，总额达三百万两。
由于清政府不熟悉规则，以及一部分中间人的欺诈，有一部分借贷产生了纠纷，但大部分都起到了缓解财政、加强实力的作用，令清政府能够将叛乱镇压，重新获得稳定的时机。
有的人会用阴谋论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但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统治者借债必须学会控制外债规模，避免失控。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在外债上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外债成了财政的一种有效工具。
除了外债的使用之外，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向着近代化转变。由于战争的破坏作用，农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应付财政开支，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开始与西方同步，向工商业倾斜。
除了关税之外，清政府开征一种叫作厘金的商业税。所谓厘金，指的是按照商人的财产收取百分之一（即一厘）的税。这是近代中国探索新型商业税的起点。
清政府的财政转向也有许多不好的方面。比如加重盐税，重新发行缺乏保证金的纸币，发行大面额的钱币。但事实证明，这些在中国历代已经被无数次使用的方法带来的混乱远大于收获，到最后，真正能够帮助清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还是关税和商业税这些更加现代化的税种。
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上半期，中国恢复了稳定，重新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在海外冲击带来的商业繁荣之下，财政状况得到了连续的改善。
如果清政府能够得到更长时间的恢复，建立一套良好的财政体系和经济体系，并增强军事实力，是有希望完成近代化转型，并维持局势稳定的。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公元1910年，度支部按照改革之后的规矩，制定第二年的财政预算。
四年前，清廷实行新政，将原来的户部取消，改为度支部，并根据与世界接轨的精神，建立了一套新的预算法则。
在新法则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包含了经常项、临时项和附列三部分。在过去的会计制度下，许多隐形的收入或者办公经费都没有列出，而在新财政制度下都载明在册。比如，旧制度只载明关税的数额，这个数额是扣除了海关（以及内部关卡）办公经费之后的数据，由于海关的经费混入了收入之中，变得很不透明，官员也容易做手脚，中饱私囊。在新法则下，海关的收入和开支是分开的，都要分别登记。
为了确保数字的准确性，中央政府还派出了财政监理去往各省调查数字的准确性，形成了财务监察制度。
由于细化措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两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三千零十六两，财政支出也有两亿九千八百二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两。
这份财政预算比人们预料的要健康得多，带有多样化的特征。税收的最大项仍然是田赋，但是田赋只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六点二，盐茶课税仍然是大项，与田赋收入相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两项是与农业相关的旧税种，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且还把不算农业收入的盐业也列入其中了。
其余大项为：洋关税、正杂各税、釐捐。
除了这些比例，还有一项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企业相关的收入——官业收入，占了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比例已经接近农业税。
有的人认为，这样的财政报表带着很强的搜刮性质，但从另一方面讲，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在脱离原始的农业模式，向着工商业模式过渡。农业虽然仍很重要，却已不是唯一，支撑了历代王朝的盐业专卖的重要程度也在下降。
在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是军政和交通。
令人扼腕的是，另一项重要的支出显得格外扎眼：对外赔偿款。清政府的对外赔偿款分为三部分，分别由各省、洋海关、内地关卡按年摊还，这三部分开支相加，达到了五千一百六十四万九百五十九两。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康熙、乾隆时期的财政状况，政府全年的收入已经不够偿还赔款之用。
即便到了公元1910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三亿，但是，大部分的项目都在经济体内运转，甚至不见现金，只有资源流动。而赔款的五千万两则是现金流和净流出，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可想而知。
即便压力巨大，晚清的政府仍然试图维持着脆弱的财政平衡。但是第二年辛亥革命随即爆发，在袁世凯的压力下，皇帝退位，中国由此进入了共和时代。
这份财政报表也成了集权时代遗留的纪念品，让人们看到了从汉到清这两千多年来财政高峰时期最后的幻影。
其实，清代社会学习西方的速度并不慢。从1840年起，在西方的冲击下，除了战乱时期之外，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中。
虽然大量外国货的涌入带来了贸易的不平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随后海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填补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与中国北方的小农经济相比，中国南方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也乐于接受新的商业规则，民间社会的自发转向就是中国商业的收获期。它们必须在全球化的野蛮背景下打拼出一条路。
与民间社会的自发成长相比，另一场运动（洋务运动）却有着更大的争议。人们常常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官商运动，直接压倒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中国在进入近代化时无法发展出更健康的经济。
但是，任何一个后进国家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化时，都不能避免官商经济的发展。
当国门打开后，有两种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与海外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以及一部分上层官员。这两种人分别代表了民间和政府开始效仿海外模式发展经济。
代表政府的开明官员眼界最宽，且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导演了第一波近代化浪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积累了更丰富的资本和知识之后，才能引领第二波，取得发展并逐渐超过官员主导企业。在日本、土耳其等转型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最初是政府主导，随后民间完成接棒，进入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
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洋务企业，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棒，而它们跟不上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洋务运动，而是大部分集权制官僚仍然无法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因而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这也是问题之一。如果整个转型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等大部分思想守旧的老人死去，新上台的年轻人主导了政治进程，随后的转型会更加顺利。
如果要持续更久，就必须保证政治上的稳定性。同治时期，中国财政的稳定已经有助于王朝的持续，然而，新到来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碎了可持续的稳定。
甲午战争巨额的赔款，以及高昂的军费，终于让中国财政彻底失控。甲午战争之后的群情激奋，也已经让政府无法安抚民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化派与保守派都向更极端的方向演化，保守派默许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再次重创了财政平衡，清政府再也无法从巨大的失衡中脱身。
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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