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第25篇内容。这是一个元代版“四万亿”的故事。蒙古人早期以狩猎为主，入主中原后，他们的财政是如何规划的？
事实证明，擅长掠夺打仗的蒙古人，在经济方面的确不太擅长，于是他们大部分照搬中原王朝此前的经验，在掠夺财政、包税制、纸币敛财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成为最孱弱的朝代之一，一直缺乏真正的经济恢复和盛世时期。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蒙古帝国分裂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代。虽然元代统治的疆域已经局限于现在的中国、朝鲜和蒙古国，但忽必烈等人任命的官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东亚、中欧。由于蒙古人有理财和文字（蒙古人继承了中亚字母来书写蒙古语）的需求，所以，中亚的回民们一直处于上等阶层的地位。
对中亚人的宠信甚至影响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更加稳固的财政基础。最初，蒙古的财政是掠夺式的，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抢来的东西就是帝国的财政基础。到了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代，契丹人耶律楚材任中书令，为蒙古人制定财政计划和政治结构。耶律楚材建立了一套类似于中原的财政体系，依靠向农民征税来获得收入，当时的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和财产税。这件事情让蒙古人喜出望外，他们意识到除了掠夺之外，还可以从占领地获得更加持久的税收。
但是，随着蒙古军事行动的扩大，大汗需要更多的钱，各个王公们更是需要立刻拿到现钱。这时，中亚的理财专家们再次登场，把耶律楚材给边缘化了。他们向大汗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选项：蒙古人不需要操心所谓的税制结构，只需要将征税权包给他们即可。
所谓包税制，就是帝国将税权包给某些人（包税商），包税商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从地方上榨取税收，然后每年向帝国贡献固定的数额，剩下的收入都归包税商。包税制带给了帝国便利，大汗和皇帝们不用费心就有了固定的财政收入，却让包税商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地方上榨取财富。这种方法将短期效益最大化，却破坏了帝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征税能力。
大蒙古帝国时期的财政就在正规税制和包税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着。可见，一个游牧民族要建立完整的社会架构、维持长期的统治有多艰难。
但不管多艰难，到了大汗蒙哥时代，蒙古帝国的税收结构已经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税收项目包括人头税、农业税、商业税，附加一定的徭役。在中原，征税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的征收类似于宋金时期的两税法，一年收两次，这说明蒙古人学习的能力并不弱。
大汗窝阔台时期，也是蒙古的官僚制度逐渐成形的时期。蒙古人的人口非常稀少，却控制了如此广阔的疆土。被当地人稀释后，蒙古人在所有被征服地区（除了蒙古本部之外）都是少数民族。
在最初征服时，蒙古人对每一个地方只派出很少的代表，行使宗主权，这个代表叫作达鲁花赤。公元1231年，大汗终于在中原地区借鉴辽国和金国的经验，建立了一种类似于汉人政权的政治结构。
在辽代，皇帝创立了一种叫作两面官的制度。
所谓两面官制，指的是皇帝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在游牧区实行游牧民族的法制，而在农耕区，则采用宋代的农耕社会制度；其官僚系统也分成了主管游牧民族的北面官和主管农耕社会的南面官；而在军事上则以北面官为主，南面官主要负责民政。
辽代的两面官制被金代继承。但金代在继承的同时，又加强了汉化制度的正规性，仿照唐代设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不过，由于三省制结构过于复杂，金代统治者掌握不好，所以，三省制结构就逐渐被一省制取代了。金代海陵王时期，将中书、门下两省废除，只保留尚书省。金代的做法影响了后续的元、明、清三个朝代。
另外，为了便于地方治理，金代还建立了行台尚书省，即行省。所谓行省，指的是按照中央政府（尚书省）的模式，在各地建立克隆机构，完成对地方的统治。行省的官员设置与中央类似，构成单独一级政府。通过行省的设立，这些由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就能够更牢固地控制汉人，施行异族统治。
蒙古征服金国之后，继承了金国已经探索出来的方法，只是将尚书省改为中书省，在名称上做了改变，但实质并没有变。
行台中书省则与蒙古人的达鲁花赤制度天然契合。蒙古新征服一个地方，会选择暂时保留这个地方的行政结构，同时派出几个代表在当地组建一个新的机关，代表中央的中书省来指导当地部门的工作，这个机关就叫行中书省。
在忽必烈上台之前，蒙古人已经通过摸索，在中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结构：中央为中书省和下辖的六部，地方为行台中书省。后来，除了中书省之外，又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这一省一院一台构成了蒙古时期的权力制衡结构。
但不幸的是，虽然政治制度逐渐成形，但元代脆弱的财政却贯穿始终，皇帝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他的战争和浪费。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过于粗暴之外，还和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有直接关系。
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代是个例外。建国者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
这些破坏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战争。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场内战，为的是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对阿里不哥所在的蒙古本部进行经济封锁，让他无法与外界交换物资，最终孤立并打败了他。但这次战争却使得统一的蒙古解体了，从此忽必烈虽然获得了虚的称号，却再也不可能从其他汗国获得必要的支援。
之后，忽必烈征服了朝鲜和中国南部，加上之前的吐蕃等部和大理，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这些战争，特别是和南宋的战争旷日持久，元代的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根本没有时间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
除了这些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之外，忽必烈时期还打了许多徒劳无功的败仗，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在各个方向被遏制。
在日本，蒙古人的战船被台风袭击，致使两次远征都惨淡收场，造就了日本不可入侵的神话，也让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彻底失控。
在越南，蒙古人试图征服越南南部的占婆，最初是想从海上进攻，但占婆人退入山里和蒙古人打游击。后来为了运送更多的兵力和后勤物资，要从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借道，被拒绝后与安南进行了三次战争。蒙古人三次被击败，损兵折将，越南的民族主义获得了重大进展。
在缅甸，蒙古人占领了蒲甘王朝的首都，大肆劫掠，但是他们没有实力进行长期占领，只能撤退将机会留给掸人。这次表面上的军事胜利无法掩饰事实上的亏损。
在爪哇，远征军也遭到了惨败。
总之，在忽必烈时代，蒙古人的扩张已经到了极限，四处失败增加了它的财政负担。由于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财政结构，崩溃很可能是早晚的事。
其次，政治结构不完整，导致很难从中国南部征收税款。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但征服了南宋之后，蒙古人却一直没有控制好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按照常理，蒙古人征服之后应该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行政架构，并利用这个架构获取常规的税收，并保证民间经济的繁荣。但忽必烈长于军事，对于经济和政治并不看重，也无暇关注如何建立这种结构。
终元一朝，政府始终没有掌握好南方的经济，正规税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但政策的随意性又破坏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导致人民的反抗。
到了元代后期，南方的零星反抗不断地冒出来，而政府很难找到有效的镇压手段。军事征服又加重了财政负担，掉入了财政和社会崩溃的旋涡。
再次，纸币的发行缺乏必要的准备金制度。
元代之所以不愿意致力于建设长久有效的税收结构，还在于元政府找到了从民间抽税更加便捷的方式——印钞票。
元代和宋代一样，有着发达的纸币系统。纸币曾经让马可·波罗惊叹不已，把这一切都写进书里。但这种方式却带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缺钱时总是控制不住印钞票的冲动，造成普遍的通货膨胀，相当于征收了额外的通胀税。
忽必烈时期，元代发行了两种钞票。
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发行了叫作中统钞的纸币。中统钞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中统元宝钞，这种钞票以银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银；另一类是中统交钞，以纱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纱。
宋代的纸钞是以铁币和铜币为储备，而元代以银和纱为储备，表现了元代银的地位上升和铜的地位下降。另外，宋代的钞票往往带有地点限制，比如北宋的交子只在四川使用，南宋会子只在江南使用，而元代的钞票不再有地点限制，是全国通用的。元代的钞票也不像宋代那样有界的划分，而是发行完就不再回收，并且没有规定发行量。
两类货币发行后，以银为储备的中统元宝钞成为主角，并在全国通行。但很快，元政府由于财政的紧张，就开始滥发中统钞，所谓的储备也成了空谈。1260年，中统钞共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公元1265年，发行量为十一万六千二百零八锭。公元1276年，由于和南宋、日本交战的需要，财政出现了亏空，发行纸钞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这时，通货膨胀就已经有了苗头。
公元1287年，忽必烈利用色目人桑哥（著名的吐蕃僧人萨迦八思巴的弟子）启动了新的敛财之旅。这一年发行了所谓的至元宝钞，这种宝钞和中统钞的兑换比例是一比五，五锭中统钞只能兑换一锭至元钞。这一下子就将旧钞贬值了五倍，不仅引起了币制的混乱，还让纸钞逐渐失去了信誉。
另外，政府为了刮钱不得不求助于专卖和其他敛财制度。
桑哥以敛财著称。他提高专卖价格和商税，直接打劫了元代的民间贸易系统。桑哥手下的吐蕃僧侣杨链真伽为了寻找财富，甚至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恨。
除了桑哥，还有回族人阿合马、中书右丞卢世荣等，也是有名的理财专家，以加税、专卖和敛财著称。
在元代，甚至连竹子都实行专卖，借口是防止敌方得到竹子制造弓箭。
最后，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元代的运河系统和邮递系统也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由于首都北京地处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区域，皇帝和宫廷的消耗不得不从南方运输过来。元代最初是利用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后来在公元1289年开通了运河，改走内河运输。但是，运河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昂，维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尽元王朝的全力。
令马可·波罗感到吃惊的驿站系统也要靠当地人提供马匹，而元代的王公贵族总是在滥用这些邮递系统。驿道上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和政府无关的私人业务，这些业务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转嫁到了维护驿站的当地人头上。
当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整个元王朝已经千疮百孔，财政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因为开国的皇帝继承了蒙古人开疆拓土、好大喜功的传统，他们在获得了整个帝国之后，没有恢复经济和整理财政，于是帝国进入了中年阶段。
元代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帝统治时间都不长，他们如同匆匆过客，虽然制定着不同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又在死后被推翻，由新人重新制定新的计划，这些政策根本没有时间得以落实。
另外，忽必烈是典型的汉化派，但在他死后，子孙们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到底是保留蒙古传统，还是拥抱先进文化？到底是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还是实行汉人的官僚制？
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总是朝三暮四，基本上这个皇帝愿意采纳中原统治方式，下一个皇帝立即决定恢复蒙古文化。后期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这一点决定了政策具有摇摆性。
在摇摆当中，帝国的财政问题被搁置了。元政府不仅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还随时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措施来破坏财政。
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上台时，元代经济已经近于失控，人们都意识到再不改革就要完蛋。
伯颜作为右丞相时，采取了降低盐税和普通税的方法，让民间经济少受骚扰，减缓民间的反抗。但由于他在民族政策上是个守旧派，他赞成加强民族区隔，取消科考，避免蒙古人的进一步汉化。这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经济措施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这时，随着元顺帝地位的巩固和脱脱的执政，他们开始对帝国财政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丞相脱脱更希望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造，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将帝国带出政治和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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