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新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5篇内容。
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
汉武帝除了建立国有企业，还建立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也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而垄断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普遍诟病，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不可避免。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位。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人们的寿命也比现代人的更为短暂，当时的社会比现代的社会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于遥远，活着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在大一统时代的生活。他们悠然自得，工作、缴税、享受，并认为自己处于最好的时代。
然而，事情在向着对民间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
随着人们对于贫穷状态的遗忘和对汉家威仪的推崇，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不需要谨小慎微的节俭，而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也是财政扩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皇帝不懂得没钱时的艰辛，只体会到了花钱的爽快。
在武帝一代，扩建的宫室、复杂的礼仪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董仲舒们开始神化皇帝，用现代人看起来是胡言乱语的神学语言将儒家变成了儒教，而战争更是使帝国的财政问题显露无遗。
但如果仔细研究，其实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养不起的官僚集团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却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每一级官僚所耗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以位于官僚集团最顶层的皇室为例。汉初，皇室消耗占比很小：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宫女人数极少，后宫也极为简单，除了皇后之外，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少数等级。然而，到了武帝时期，又增加了婕妤、娥、傛华、充依等级别。元帝时，又增加了昭仪等级别，形成了十四等的后宫制度。
后宫的俸禄等级已经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官僚集团。昭仪的俸禄与丞相、诸侯王相同，婕妤的与上卿、列侯相同，娥与中二千石、关内侯相同。级别一直排下去，直到最末一级也都有百石的俸禄。
当后宫的人数达到数千人时，养活这个后宫就要耗费大量的物资。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诸侯王、官员都要维持愈加庞大的排场，俸禄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喜欢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状态。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财政猛然扩张、经济猛然失速的情况，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
在大一统国家，无论是汉，还是后来的唐、宋和明、清，战争成本都是历代集权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担。战争时期，政府的花费数倍、数十倍于和平时期，政府的财政骤然恶化。
战争带来的巨大成本
在本书的“引子”里，已经谈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直接成本。但除了直接花费（养兵、抚恤金、养战俘、收买敌人）之外，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战争时期的物资转运和战备消耗。
西汉时期的产粮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川蜀，以及长江—淮河地带。在非战争时期，地方政府收了税，把税粮从地方运往首都长安，供皇帝和中央政府使用。战争期间，皇帝除了调兵之外，还需要把军粮再运往战争地带；而战争地带往往处于无法自给自足的边境地区。王朝再强大，也无法单独依靠政府的力量做到。
除了物资转运之外，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这里仅举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来说明战备消耗有多大。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更为麻烦。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地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了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了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
朔方城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东南、西南、朝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战备调动，同样消耗着大量的财政收入。
最终，战争会把健康的财政彻底拖垮，帝国不得不依靠临时性的举措过日子。
但是，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权国家经济恢复，就会有人鼓吹战争，这种言论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了疯狂的冒险。
经过了一辈子的战争，武帝在晚年有了一次反思。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在忏悔两年之后，武帝去世。在他在位期间，帝国财政得以无限制地扩张，武帝也终于将中央帝国建设成为两千年的样板。
这个样板具有如下特征：农业税税率低，然而政府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导致农民承受了许多隐性负担。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的国有企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垄断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
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民不需要直接缴税，但是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或者利用铸币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农民手中把财富抽走。这种做法隐蔽、高效、来钱快。这也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秘密所在。
在西汉时期，百姓缴纳的正规税赋最高时达到四十亿钱，而皇室的财政收入却达八十三亿钱。也就是说，在整个财政盘子（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财政）里，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占总财政三分之二的收入。汉帝国时期，农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工商业占比不到百分之十，却承担了总财政的三分之二的负担。可见，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压榨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压榨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工商业在重负下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不仅是汉代，在任何朝代都存在同样的税负问题。这或许是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武帝时期，还为未来千年的中国经济和财政制度树立了另一个样板——货币制度。
武帝之前的汉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国也都可以发行货币。而武帝则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国营垄断发行制度。欧洲和美国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中国的货币垄断却已经维持了两千年。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在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
为了对付货币足值、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造假手段，即往铜钱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地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二是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当加入了官方强制力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段罕见的时期，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就是汉初。
但是，皇帝们允许自由铸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掌控全局，不得不放手让民间去干。
汉文帝时期，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时，贾谊乘机进谏，提出要废止民间铸造钱币的行为，改由官方铸造。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矿业国有化的理论。
幸运的是，汉文帝听不进去贾谊的国有化理论，汉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了数十年，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然而，贾谊代表的儒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济的发达使汉初一直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如何抑制失控的诸侯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
七国之乱的爆发，令这个中国少有的金融黄金时代进入了尾声。随着叛乱被镇压，中央政府对民间铸币的政策开始收紧。这种逐渐收紧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达到了顶峰。他看上了货币发行这块肥肉，以发展民生为借口整治货币。
武帝对币制的收拢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出于敛财目的，发明了皮币和白金，并发行了一种三铢钱。三铢钱重三铢，钱上的文字也写着“三铢”，这是汉代第一种标明重量的钱币。之前，虽然有过八铢钱、四铢钱，但这只是钱的重量，而钱上的文字仍然和秦代一样写着“半两”。
汉武帝的白金、皮币大大地扰乱了市场，原本已经稳定的币值重新变得紊乱不堪。货币市场出现了紊乱，武帝不仅没有反思政策问题，反而以此为借口，加紧干预货币发行。
二是在皮币、白金、三铢钱名声不佳之后，武帝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这种钱币重五铢，面值上写的也是“五铢”。武帝同时规定：不许私人铸币，只准官方发行。
但这时的铸币权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铸造这么多货币的能力，于是，皇帝允许各个郡国（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来铸造。郡国铸造的钱币称为“郡国五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立即出现了劣币的特征。王侯、郡守获得权力后，并不遵循金融规则。他们发现在币材中大量掺假可以制造更多的钱币，造假比遵守规则更赚钱。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乱。
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这就像现在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却让中央政府兜底是一个道理。
为了对付这些劣币，汉武帝又发行了一种钱，这就是赤侧五铢。所谓“赤侧”，就是钱币有一个红铜镶边。这些钱币的发行权已经不再授予郡国，而是收归中央政府，在京城铸造。赤侧五铢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汉武帝规定，每一个赤侧五铢要顶五个郡国五铢来使用。同时，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侧五铢，不得用其他钱币缴纳。
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实质是使其他的钱币都贬值了五倍。于是人们纷纷伪造赤侧五铢，钱币市场更加混乱。
到了这时，货币市场已经混乱到了极致。皮币、白金仍然在使用，郡国五铢在地方上流通，而真假赤侧五铢更是让人民吃不消。大量的投机分子在山上开炉铸币，监狱里关满了假币犯。
当一切已经乱套，汉武帝能够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不仅不准民间铸造五铢钱，也不准各个郡国铸造，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从此，中国的钱币从自由竞争阶段彻底过渡到了国有垄断阶段，并成为未来的样本。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去了。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通行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这种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国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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